隆升格大城市50週年系列之一 | 多元人文風景成最美名片 吉隆坡用50年華麗轉身

“在吉隆坡，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各種多元的特色，吸納了東西文化，有伊斯蘭、佛教、興都教和西方的基督教等等，每個人都能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也有能融入的地方，例如大鐘樓，各族看到的角度不一樣，但都很高興。”

成為政治中心帶動發展

吉隆坡開埠於1857年，最早的“吸引力”是開採錫礦，算是錫礦城市起家；但相較於近打河流域等類似的城市在錫礦開採完後，走向沒落；吉隆坡卻華麗轉型，商業等各方面發展蓬勃。

陳亞才解釋，這樣的發展是機緣巧合，也是地理位置加分，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時期以吉隆坡為首府，爾後1946年的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1948年後的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甚至國家獨立後，也都以吉隆坡做為首都。

“另一個發展的機緣，就是成為政治中心，所以很多建設必須跟著進來，如公共建設等，經貿的發展也很重要，是吉隆坡有利的條件。”

1972年升格為城市

他說，吉隆坡在1972年2月1日升格為城市，是我國首個命名為“城市”的地區，並於1974年升格為聯邦直轄區，獨立運作；當時慢慢開始將吉隆坡並排在世界城市的範疇內思考。

“所以之後的那段時間，國際交流頻密，有了國際化的想像和思考，例如怎樣變成具有國際地位的城市？要居民喜歡住在這裡，而外國人希望來這裡經商、旅遊和居住等。”

“1970年前，大馬到國外宣傳旅遊，一定宣傳海邊、甘榜、馬來服裝；後來國際化後，開始認為這沒有完整反映大馬面貌，而今日網絡頻密，更需某個程度上完整地反映這個國家的生活狀態。因此，是國內國外因素促成這個城市有它的特色。”

他認為，多元是吉隆坡的特色，也是大馬的特色；因此，大家要維護多元共榮，和諧共處，不該思考去壓制誰，或把誰擠出去。

平衡歷史與發展 應立法保護古蹟

隨著城市繼續發展與擴大，未來或許會有更多古蹟被迫“讓路”；而陳亞才認為，有些方面需要政府介入，即動用法令或條例。

“新舊之間需有適當的平衡，一方面能看到歷史發展的脈絡，另一方面保留舊的變成一個吸引力的地方，其中有些做法需要政府介入。”

他說，對於先進的國家，古蹟保存變成相對優先的項目，意味著大家覺得應經濟發展建設高樓不是必然，生活的目的是有更舒適和自在的環境，不全然是想像中的車水馬龍。

他說，如今新城市都強調定位，像吉隆坡這個逾百年的“年輕”城市，所有百年的物品（古蹟）都很珍貴和重要，而這點就能作為規劃的標準。

“我國的《2005年國家遺產法令》中，第一個規定就是（物品）要有100年曆史。文化遺產需要經過鑑定，與現代建設不一樣的是，它不能複製，一經複製，價值從零開始算起。”

“文化遺產與所在地有密切關係，在大馬蓋一個萬里長城沒有意義；有人曾笑說，能不能將所有古蹟遷到一個公園？我想，那就不叫古蹟，應該是迪斯尼樂園。”

陳亞才被稱為“吉隆坡的守護者”

陳亞才曾被媒體稱為“吉隆坡的守護者”，在許多捍衛古蹟和社區的活動上都有他的身影，也常就一些議題發表看法和建議。

他非道地的吉隆坡人，卻早已成為吉隆坡人。

陳亞才憶述，他是1985年才來到吉隆坡，也是那之後才研究並“投入”吉隆坡；而畢業於歷史系是因素之一，但他也關心大馬華人歷史，以及馬來亞、馬來西亞歷史。

“我1986年成為獨中歷史課本編委委員，後來成了編審委員，從參與編寫，到後來幫忙審核，也是我關心吉隆坡的其中一個因素。”

“第三，吉隆坡常有一些爭議性的議題，包括否定葉亞來的地位等，媒體也會訪問我的看法，變成一直推動我更加深入對地區的瞭解。”

義山搬遷風波   省思價錢與價值

陳亞才初時花較多時間在研究葉亞來和那個時代的吉隆坡，後來遇上了1999年至2000年的吉隆坡廣東義山搬遷風波。

“那時，時任首相敦馬有意將舊飛機場路的8個義山和墓園，即廣東、福建和廣西義山、羅馬天主教、斯里蘭卡佛教和日本墓園，以及錫克人和印度人火化場搬遷到士毛月，大家爭議很激烈，尤其討論城市邊緣的義山有沒有保存價值。”

“最後大家總結，價格是很值錢，但價值更重要；而價值怎麼衡量？吉隆坡相對而言是比較年輕的城市，籠統說是1857年開埠，廣東義山是1895年成立，等於是最靠近吉隆坡開埠的日期。”

他分析，吉隆坡的開埠沒有留下太多東西，但廣東、福建和廣西等義山雖是相隔幾年才陸續成立，但卻是見證城市發展的重要遺蹟，包括葉亞來等重要人物也葬在那裡。

他強調，該地段體現了多個宗教的和諧共處，義山相鄰卻百年來沒有發生過不愉快事件，恰好給城市和國家一個很好的提示，即和諧及和平共處是有前例可循，本來就實踐著的。

“我考察義山後，覺得很有價值，當時還曾帶領各政黨領袖去考察義山，包括伊斯蘭黨、國大黨、馬華等，我跟他們解釋墳墓結構、墓碑訊息等等。”

義山是露天資料中心

陳亞才提及，事件最尖銳時期，他平均每兩週就會到義山導覽一次，然後參與者從五六人，到最多時有6輛巴士，還曾與一批人到國會做民調，瞭解國會議員們對搬遷事件的看法，最後還是三美威魯（國大黨前主席）接下他們的備忘錄。

他說，義山搬遷風波留下了很多意義，包括大家會針對古蹟保存與否，在價格和價值間作平衡考慮，而不是隻看錢；而後來的發展，包括今日吉隆坡廣東義山的管理都有了很大的進步。

他認為，義山是露天的資料中心，大家在風波後，開始知道義山不只是一堆石頭，墓碑具有史料價值，能作為社區歷史研究的來源。

發起千人義山行

“第四，過去華裔家長都對義山對墳墓有禁忌，認為不要接近義山；但風波後，考察義山的人多了，國內外學者都從不同角度考察義山做研究。”

“2001年，我當時是隆雪華堂青年團團長，為讓更多人瞭解義山，舉辦了千人義山行，第一屆有逾千人參與，到了第七第八屆，甚至有七八千人參與，雪隆八獨中都很響應，還有社會人士，以另外一種方式讓社會大眾接近和了解義山。”

帶動導覽蘇丹街社區活動

吉隆坡廣東義山搬遷風波，算是陳亞才研究吉隆坡後，參與過的最大型捍衛活動；而之後的2011年蘇丹街捷運風波……陳亞才認為，也有一定的帶動作用，讓大家更認識這座城市。

“從那時開始，導覽蘇丹街社區變成一個很熱門的活動，至今還在進行。從最初的茨廠街、蘇丹街，到整個社區包括導覽興都廟、錫克廟、仙四師爺廟、大鐘樓，也從吉隆坡開埠開始講起，從巴生河和鵝嘜河的交匯處，串聯吉隆坡的歷史，變成更完整的導覽。”

陳亞才說，大馬本來就是多元豐富的，各族百年來就是這樣生活在一起，如果突然有政治人物想將多元改為單元或單元占主導地位，實際上有違歷史發展的脈絡。

“義山是這樣（各宗教在一起），整個社會生活面貌也是這樣，吉隆坡的特色就是多元，本來就是我們珍貴的遺產，當然要維護而不能用人為的主觀因素扭轉為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