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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星云
大马首部众筹电影《Pendatang》观后感/郑咏介(新山)
“与魔鬼战斗的人,应小心自己不要成为魔鬼。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著你。” ——尼采《善恶的彼岸》 无论是作为马来西亚第一部众筹电影,或是电影想要探讨的深刻主题,《Pendatang》都值得所有马来西亚人放在心上。 制作团队将电影上架到YouTube,并附上多种语言的字幕,除了让电影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也能面向更多观众,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尽管电影的叙事框架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也有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虎头蛇尾,但对我而言这部电影有成功带出主题,即种族主义肆虐到极致后的反乌托邦社会将何等残酷。 故事发生在想像中的马来西亚。在“927事件”后,种族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调和,死伤无数,于是在全民公投后决定将各种族隔离开来,居住在政府官员分配的住所,并实行严格的物资配给和宵禁。主角一家人在来到官员安排的房子居住后遇到一名躲藏在屋内的马来女孩,并遭遇一系列的压迫和灾难,最终被迫逃亡。 尽管电影并没有清楚交代“927事件”的细节,但作为这部电影的“麦高芬”,此事件对电影中的众多角色都带来重大影响,例如父亲对异族同胞展现出满腔仇恨、女士兵的妹妹被残忍杀害、家具厂老板以此事件煽动民众并谋取政治红利、成为民族英雄但最终残害同胞的自卫队等。 若是对时事和历史有所了解的马来西亚人,应当会对“927事件”有满满的代入感。无论是1969年的“513事件”,还是2015年的“刘蝶广场事件”,都是电影中的现实案例。导演选择不交代“927事件”的细节,却又通过角色对白侧面刻画出它所带来的恐怖和仇恨,留给观众很多想像空间,也展现出种族之间的冲突可以是各种原因所造成的。 种族冲突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以发生,毕竟信任有时就只是一张窗户纸,是否戳破只在一念之间。 电影中数次出现一句细思极恐的对白,即:“是你自己投下赞成票。”这句话绑架了主角一家,以及后来无数以为《隔离法》实施后便能营造出美丽新世界的人们。故事中的父亲、货车司机、女士兵,甚至是后来出现的印度人都是隔离法的支持者,但他们都遭遇了更大的悲剧而陷入后悔。尤其是父亲与家具厂老板对话的桥段,更是显现出政客为了自身利益而毫无原则,以及普通百姓被仇恨裹挟的愚昧无知。 我们都不要变成魔鬼 而自卫队作为电影中的“民族英雄”与反派更是充满了对现实的讽刺。满腔仇恨的自卫队到最后罔顾法律并滥用暴力,说明了人性被仇恨与权力吞噬之后能有多么恐怖。电影结尾开放式的结局更令人得以想像其他隔离区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状况,毕竟在乱世底下坏人不会只有一个,而受害者往往是所有人。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不只是探讨了种族冲突和仇恨会带来的伤害,也凸显出当政府无法维持法律的公信力,民众之间容许暴力行为和对人失去信任的时候,人命将如何低贱,自由将何等奢侈。比起仇恨本身,我们更应该心心念念的是仇恨所带来的恶果,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当集体的仇恨之火燃烧殆尽,剩下的只会是秩序的崩坏、暴力的肆虐,和无尽的生灵涂炭。 获得自由或许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失去自由的生活绝对比我们能想像的还要更糟,只是安逸的我们都忘记了,或是有人刻意不让我们知道而已。 所以我们都要互相提醒,不要变成魔鬼,也不要掉入深渊。 【知道多一点】 《Pendatang》(外来者)为大马首部靠众筹制作的粤语电影,资金均来自公众捐款,电影导演为吴乾坚,2023年12月21日起在YouTube平台免费播放。制片方认为,电影涉及种族题材,很难通过电检局的审批,因此一开始就决定不在院线上映。他们也声称影片不赚取任何广告收入,仅为非营利性质。12月24日,在YouTube观赏过影片的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主席卡米尔奥曼(Kamil Othman)曾在社交网站发表看法,认为学校应该放映这部电影,以引起大众讨论,消除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和偏见。
3月前
星云
读家
【读家投稿】蔡家杰 / 上一代的悲剧,要下一代的正视
《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是由“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历经3年联络、追访、记录和整理的一本口述历史合集,其中收集了共19个,由26位亲历者或死难者家属所口述的五一三故事。此书的受访者包含着来自各个种族、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所受五一三事件阴霾影响的受难者,让读者能从19个故事的碎片中拼凑出更为客观与完整的“五一三事件”。 “这些故事并非为了‘补充’官方论述的不足,而是打开幸存者的言说与反思空间,让直接或间接经历此事件的马来西亚人得以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并共同寻求和解的可能。”——傅向红〈绪论:反思五一三事件:个体叙事、记忆政治与和解的伦理〉 想必大多数80至00后的成长和学习过程中始终会有两块禁地,一块是“马共”;另一块就是“五一三事件”。圈起这块禁地的倒不是什么白纸黑字或铁壁铜墙,而是从亲历者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恐惧,因此我(可以说是多数人)从小对于五一三事件的概念大抵就是“一件无法言语且不能去了解的事”,长辈之于后辈的建议往往是最好别看、别理、更别说。 禁地总会被不识恐惧的初生之犊所闯入,这是必然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没有一章历史能被永远圈禁起来,而此书便是留给世人的“痕迹”。但是,这段历史的重现并非为了仇恨而存在,而是治愈。受伤流血后往往我们的伤口会结起一层痂,自动脱落后便会慢慢痊愈,但如今要是还将那块本应脱落的痂绑在伤口上,伤口只会越来越疼,疼到麻木。将这块腐烂、发臭、被遗忘的痂给拔下来是作为当代人的使命,上一代的悲剧需要下一代的正视,只有得以“正视”,悲剧的亲历者们才能得以真正的慰藉,后来的人们才能得到启示和教育。 最后,正如书中所引用印尼人类学者 Degung Santikarma 的这段话:“……纪念暴力(事件)无须显著的墓碑、戒备森严的墓园或豪华的仪式,更不需要纪念碑。所需的是一个自由且免于恐惧地谈论和沟通空间,让愿意诉说者诉说,愿意聆听以寻求智慧者聆听,以及可以共存共活的方式,特别是与那些无法忘却的事情及永远无法修复的伤亡共存共生……” 书中频繁出现的双溪毛糯五一三死难者墓园历经万险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但倘若保留下来只是一座座石碑,那便毫无意义;正如Degung Santikarma所言,最重要的是自由地、安全地、毫无顾虑地让所有想说的人能说,让想听的人能听。现在不应该还是那个人们被悲剧恐吓的时代,而应该是个勇敢的时代,勇敢去正视和拥抱悲剧的时代。 后513的叙事:记忆、文学与口述历史? 【文学意见】如何看见逼近的伤口——贺淑芳与傅向红对谈
5月前
读家
焦点
后513的叙事:记忆、文学与口述历史?
513在过往像是马来西亚的梦魇,不可言说。今年,配合513事件50周年,华社主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讲座、放映会、513受难者墓园纪念仪式,媒体也报道513事件专题。讨论513事件的缺口被打开,过去被压抑的记忆与情感开始浮现,我们要以什么方式去述说这些故事?后513时代,我们要怎么认识这段黑暗的历史与其后续影响? 民间怎么记忆 公民组织业余者于6月29日在吉隆坡的亚答屋84号图书馆主办座谈会“五一三的幽灵:文学、记忆与情感”,主讲人魏月萍在会上指出,族群内部以恐惧来传承513记忆,而各族群之间对于513的社会记忆却又充满冲突与矛盾。 她说:“我们对513有很多一知半解,这些模糊性、神秘性的部分恰好成为恐惧记忆与文化的传承,最后形成一个族群的集体情绪和记忆。” 魏月萍是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举例,本地艺术家章永佳有副作品,用邮票拼贴出513时期大华戏院杀戮事件的谣言。章永佳告诉魏月萍,制作这个作品是因为常常听长辈提起大华戏院在513时期被攻击。 “章永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经由挪借的记忆、长辈的诉说,……形成后513作品,表现从上一代人所承接的记忆。” “谈513时,我们的了解其实来自父母辈的记忆,进而形成个人记忆,而我们却没有自觉。我们每个人好像都需要先行去魅,了解个人的513记忆来源。” 她发现,面对这段充满暴力创伤的历史,各族群往往会在心中构建防火墙,进而产生族群本位的视角与记忆。“防火墙是我们对待记忆时的一个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让我们选择对自身最安全的记忆方式。” 魏月萍比较一篇刊登于《星洲日报》的文章“大华戏院五一三 50周年祭”与历史学者Abdul Rahman Ibrahim所撰写的《吉隆坡的513事件》(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前者是华社普遍记忆的大华戏院被攻击事件,后者则是华社鲜少提起的奥迪戏院流血事件。 “《吉隆坡的513事件》中提到奥迪戏院被华人私会党占领,华人观众都被劝离戏院,而戏院里头死的都是马来观众与士兵。” “在马来叙事中,当时513之所以会演变成冲突,是因为马来人无法忍受华人当时比较极端的语言和行为。” 这些叙事不曾被纳入华社的集体记忆中,她扣问:“当不同族群身分,包括华人、马来人、印裔在谈513时,各自有不同的视角,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记忆?” 她解释,防火墙的外部是来自官方对于资料、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控制,内部则是“源自过去记忆的传承,以致形成一种恐惧不安或不确定感”。 她以印度思想家南地(Ashis Nandy)在《记忆之工》中考察记忆的方法,即不只是将记忆视为过去式的事情,而是进行式的行为,进而发现记忆建构的过程,包括个人与集体记忆中缺漏、相互竞争、扭曲失真、凝缩浓缩、二次修饰的部分。 “他去处理记忆不是要把它放进博物馆或档案局,是要掌握更逼近历史真实的方式,关注的是被历史边缘化和忘却的人们。” 怎么影响民间? 另一方面,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小保表示513事件犹如历史幽灵,时不时被马来西亚当权、在野势力召唤,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他指出,513事件后所制定的国家文化政策,独尊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影响所有族群的文化发展方向。 “其他文化唯有在不违背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成为国家文化政策。” “不只是非马来人,马来人的文化也会被影响。只要马来文化违背伊斯兰文化,也会被排除在外。” 他形容,这最终导致非马来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各族群文化被课题化。课题化指的是原本自由发展的文化受到国家政策管制,被部分精英决定其内容,民间社会则失去对于文化的话语权。 吴小保表示,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华团运动对于后513局势的回应并无法撼动单元主义的国家文学政策。然而,华社在经历513之后,感时忧族的情绪强烈,进而产生强烈的文史保育使命感。 他举例,华社在保卫马六甲三宝山运动、广东义山搬迁的事件上,反抗能动性都很强。“感受到自己(的地位)随时会被抹掉,(华社)精英分子便时时刻刻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保留下来。” 口述历史:看见亲历者的生命 槟城理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傅向红表示,513事件被高度符号化与政治化,其命名本身便直接影响人们怎么理解与记忆这事件。 她举例,有学者在事件发生后将之命名为“吉隆坡骚乱”(KL Riots),是局限在首都范围内的骚乱。然而,官方报告出来后,却以日期为事件命名,而且还定义为种族骚乱事件。 另一方面,事件的时间起始点怎么被述说,也是记忆政治的一部分。华社民间记忆一般追溯至当年选举结束后、反对党游行庆祝,或5月9日被杀的劳工党员林顺成丧礼游行。 官方报告则回溯至当年4月25日,巫统党员在日落洞被打死的事件。这也是马来社会忆述513的起点。傅向红表示,也有学者将事件回溯至1967年槟城大罢市事件(Hartal)或是二战后的族群关系。 “到底你要追溯513追溯到什么时候,也是记忆政治的一部分。” “这事件变成各种政治势力挪用的一个符号,……513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操弄民众情绪的符号。” 她指出,民间社会对于513事件有两种主流论述,即将事件理解为种族冲突,或视为巫统党争的结果。她批评这两种论述都忽视亲历者的生命经验。“我很不满意这两大论述,这两大论述里看不到当年亲历那场骚乱的人,他们的故事与生命在哪里?” 傅向红在偶然的机会下,与团队到513乱葬岗收集513受难家属的口述历史时,“突然间,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就出来了”。 对她而言,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不只是补充官方史料的不足,更提供了新视角。她点出,民间常常渴望官方解密513事件,却忽略亲历者的生命经验,以及后续的影响。 “官方资料不再是主要参考的对象,你可以将这些血肉之躯带进历史现场,口述者的情感、情绪等都是在官方资料不会有的。” 文学的五一三:女作家如何翻转国家叙事? 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苏颖欣则挖掘513文学中被主流叙事忽略的问题,以虚构的文学去叙述历史的真实,进而丰富513的内容。 她以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的“现在时的历史”作为方法,文学能够让个人叙事被纳入历史叙事中,让个人情感记忆去承担历史,也得以避免513历史被神秘化、被目的化或沦为“没有情感只有史料”的苍白言说。 她指出,在国家叙事中,形容国家的字眼如“母国”、“母语”等,往往隐喻国家性别为女。然而,国家的行动者、执行者如“国父”、“土地之子”(bumiputera)则皆是男性。“在性别化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二元对立的性别观,男性是公领域、大历史、政治的主体,女性则是小历史、去政治、(隐藏在)背后的形象。” 苏颖欣也是主办单位业余者成员之一。她认为,女性过去被国家叙事所排除在外,近年来后513女性作家则企图翻转这种叙事,以小说人物去颠覆二元对立的国家性别观。 她以今年刚出版、Hanna Alkaf所著的英文小说《天空之重》(以下简称《天》)(The Weight of Our Sky)为例,书中叙述一位马来女孩怎么在1969年种族暴动的吉隆坡街头寻找母亲。 她指出,书写513的小说中,常常提及华巫跨族群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马来女性看似解放,实际上却仍受制于男性的控制。但《天》却颠覆了刻板的女性形象,“《天》的华裔男性不可靠,马来女孩最终不依靠任何人帮助,独立自主地在混乱的城市找到妈妈。” 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护士母亲的描写也超越过往无力被动的女性形象,“是一个救赎的、有希望的母亲形象,最后她和女儿一起阻止了一场华、巫年轻人之间的械斗。” 《天》也打破了之前以离散和渴望离去为主轴的513文学作品,反而强调对于历史与土地的承担。“小说到最后使用一句马来谚语‘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踩着这里的土地,就要承担天空的重量。” ▲家属为在513事件中的死难者献上鲜花。(档案照) ▲立在双溪毛糯513死者墓园的纪念花圈。(档案照) (原稿上传于31/7/2019)
5月前
焦点
读家
【读家投稿】林英翰 / 那时,才25岁的他
书中有一段讲述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欲取代马华的经过。行动党于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亚,并于1964年参与我国第二次全国大选,当时的行动党因在大选时无法突破我国以种族为主奏的政治环境,选举成绩不理想,不但无法崛起取代马华,反而于隔年与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闹翻,退出我国,宣布独立。 这本《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从联盟到国阵(1949-1974)》,书名已清楚表达书本要讲述的内容,就是马华1949到1974年之间的历史。读完本书,即可知道在马华创立后的25年间,经历过些什么,尤其是从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到国阵(巫统、马华、国大党、民政党和其他沙巴及砂拉越的9党联盟)。 《马》讲述创办人敦陈祯禄当年创办马华的宗旨——从一个协助耕殖者被规划集中到新村的福利团体,转身一变成为一个政党,与巫统和国大党组成铁三角的联盟,一起向英国争取独立。 短短25年,历经挑战 虽说我们以那段时期的马华,比作一个25岁的人,但普通人从成长到21岁,主要都在学习期,毕业后就是4年的打工经验,甚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然而,马华在短短的25年过程中,却经历各式各样的挑战,包括处理居住在新村的华人问题、为华人争取公民权、争取国家独立、处理党内斗争、盟党之间的合作与摩擦、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带领的人民行动党欲取代马华的挑战、独立大学事件、应对3届的全国大选和513事件等,马华的25年,其实是一个人的几世。 时而前进,时而后退 从马华这25年的经历来看,可以理解到一个政党对我国整体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整个政治大环境如何对一个政党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变化是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才会形成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国家、社会和人民。 书中有一段讲述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欲取代马华的经过。行动党于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亚,并于1964年参与我国第二次全国大选,当时的行动党因在大选时无法突破我国以种族为主奏的政治环境,选举成绩不理想,不但无法崛起取代马华,反而于隔年与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闹翻,退出我国,宣布独立。 看到这段历史,再延伸观看我国近这15年的政治演化,可看到人民行动党退出我国后,其后生民主行动党延续着其斗争方向,经过近60年的时光才推翻国阵政权和取代马华的政治位置。 从行动党的政治崛起,以及马华的逐渐衰弱,也应验一个道理:成功不是永恒。 马华成立至今已74年,而《马》只讲述马华创立初期的25年,还有漫长的49年风风雨雨,有待作者娓娓道来。
7月前
读家
读家
【读家说书】张锦忠 / 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
“贺淑芳的《蜕》应该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惨案的马华长篇小说。”本期【读家说书】导读人——张锦忠这么评价。 《迷宫毯子》在2012年出版,标志了贺淑芳进入一个在说故事成规与写实、现代歧路之间的“新小说”空间,一个不“老老实实讲故事”(贺淑芳语)的叙事方向。《迷宫毯子》可说是马华“新小说”的一个新起点,或者贺淑芳“成为一个真正的书写的人”的开端。不过,那个开端不是2012年,而是2002年。 2002年,贺淑芳写了〈别再提起〉、〈黑豹〉与〈墙记〉。〈墙记〉后来改题为〈墙〉,收入2014年出版的《湖面如镜》,于是将《湖面如镜》的开端拉回2002年——贺淑芳的“新小说元年”。从2002到2011年,她不断修改/重写《迷宫毯子》里的12个短篇,那是书写的人无绝期的功课。 ◢《迷宫毯子》离不开梦境 《迷宫毯子》写一群常人与弱势者,如受害者、父亲卷款走路的女儿、火车服务员、霸王房客、返乡的女儿、被抢劫者、疯妇、不想上学的女孩、梦游者、采访编辑、编织的女孩,以及写小说的人,他们在僵局与困境存活寻路。他们没有时间与空间“讲故事”。他们活在时间隙缝与空间边境,讲话通常像独白、梦呓。 更多时候小说离不开梦境;梦境至少出现在《迷宫毯子》的6篇小说里。梦境是真实/现实的对照组,也是贺淑芳解决小说问题的方法,例如让人物梦游。在梦境或现实世界,小说中的沟通对象并非他者或读者,而是“我”自己,或“我”的分身(doppelgänger),如〈月台与列车〉里的疤痕脸或〈时间边境〉里的房客。即使是书信,收信者也无法回复,只能写给自己看。 这些存活者的空间,多半是偏乡小镇,以及镇上破旧房屋。〈日夜骚扰〉里父亲卷款走路,祖父失智,大伯疲弱地微笑、姑妈老在抱怨、没事持拐杖的叔叔咄咄逼人,无法离开小镇的“我”只能逃到屋顶,像小说开头屋顶上的兽般在那里苟存。这篇“变形记”可视为向七等生〈我爱黑眼珠〉致意之作。〈重写笔记〉被抢走的未完稿寓言了书写困境,但小说的现实困境却是生病的母亲。〈消失的陆线〉也书写类似困境与人物关系,不过被偷走的不是文稿,而是象征沟通管道的电话线。小说里的女儿从远方返回饱受霾害的家乡,带回一大批书,不确定是否将永远困在小镇,与那些书为伴,继续无尽的书写。 《迷宫毯子》最后一篇是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的改教议题小说〈别再提起〉,颇具“马华文艺独特性”,很难想像世上还有哪里会搬演如此滑稽荒唐的闹剧。改教议题在《湖面如镜》中更是重要焦点。 ◢《湖面如镜》“老实讲故事” 《湖面如镜》中最早的一篇是2002年的〈墙〉(重写的〈墙记〉)。两篇改教议题小说〈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和涉及踩宗教红线的〈湖面如镜〉都发表于书出版前两年,为作者以“小说对当前的思索”产物。〈湖面如镜〉写两位不同族裔女性讲师教学踩了“踩不起的火线”,分别受到校方关注与解雇。叙述者陷入僵局,就像送马来女讲师回家后车轮陷入烂泥凹沟,无法脱困。两个阿米娜/张美兰/洪美兰在“信仰之家”的故事背景是90年代。阿米娜申请退教失败后发疯,成为裸体梦游者,仿佛活在一个看得见的平行空间。另一篇阿米娜小说是一个分身的故事,也是书写与自由的寓言。 《湖面如镜》里的人物多有名字,跟《迷宫毯子》叙事方式显然不同,故事元素多,作者也比较努力“老老实实讲故事”。书中风格贴近《迷宫毯子》的是〈箱子〉与〈墙〉,可见作者偏好处理这类空间与物件。〈夏天的旋风〉与〈天空剧场〉近似通俗剧。〈十月〉结尾的腹泻怪诞闹剧,其嘉年华式狂欢风格,不下于〈别再提起〉以抢那坨黄锦树许为马华小说史上最著名的大便收尾。相形之下,〈小镇三月〉是宁静、抒情的安魂曲。小说写90年代初,某年3月的记忆。情窦初开的翠伊在镇上老旧的南天旅社帮姑妈打杂,3月多雨,小镇时间过得慢,如幽灵般诡异的房客每天下午重复出现。 〈别再提起〉当然不是叫读者“别再提起”。这篇小说也收入2004年出版的同名马华小说选,编者序文题为〈一九六九年,别再提起〉,其实是并置两个短篇题目以反讽之,而不是希望读者选择遗忘。1969年5月13号的种族流血惨案,影响国家民族个体多少个世代,岂可忘怀 告别?过去马华文学书写者往往自动噤声消音,不碰禁忌议题,贺淑芳的《蜕》应该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惨案的马华长篇小说。 ◢《蜕》重启513记忆 《蜕》的〈楔子〉写女画家作品总是呈现“世界和祥宁静”的画面,但是“五月过后,不再是了。天翻地覆。她不能再那样画,手会拒绝那样安好的世界。”这句话令人想起阿多诺那句名言——“在奥施威兹之后写诗是野蛮之举;甚至有损何以今时无法写诗的认知。”五一三过后,世界已不那么安好了,个人与族群创伤难以抚平,诗人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写诗了。 1969年5月13日,当然不是“此时此地的现实”,但恐惧与创伤永久长存,不去面对就永远无解,它总是“缺席的在场”,阴魂不散地在人间作祟。《蜕》重启记忆,一再地复返创伤历史的原初现场,俾以“在伤口重生”。贺淑芳终于抵达之前小说中诸多僵局与困境的源头——那场五月暴动及其后遗症。对生于1970年的贺淑芳而言,五一三不是她的记忆,而是“后记忆”。就像《蜕》中1970年生的“萝”,她们都属“后记忆世代”。 小说从陈桂英一家开始叙述,也写阿清姨,以及其他五一三家属、见证者或幸存者,写的是1969年5月13日,前一晚,前几天,以及过后几天,隔年,一直到新千禧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都是社会底层庶民,以卑微的存有方式,在城市以及城市边缘求生。在5月排华暴动中,他们一夜之间成为“裸命”,成为暴动见证者或五一三家属,从此活在创伤与集体记忆的阴影下,直到老死。小说前半部聚焦在桂英与阿斑、陈父陈母、阿清姨与阿烈身上。然而,不管是叙述谁的故事,五一三的杀戮场景总是重复出现,那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小说第三章结尾,美姬死了,桂英赶不及送她最后一程,就像在五一三失去的亲友一样。 《蜕》第四章回到1969年,插入阿未与百花剧团的故事,他们是另一组五一三幸存者,其中杜丽娘复活的戏总是唤起五一三家属的心愿,然而人生并不如戏,现实中死者无法重生。小说末章以萝为中心,旁及经历五一三的不同族裔与其后代,写他们如何回应1969年在国家档案局缺席的当代现实。结尾以戏剧控诉依然倾斜的房屋。最后穿过2021年,2015年,回到文良港,回到1969年5月,那是小说带我们复返的创伤记忆所系之处。 【读家说书】刘雯慧 / 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
9月前
读家
社论
社论.马来西亚不只是马来人的国家
50多年前敦依斯迈“民主、开明、包容,主张多元种族建国”;而今天的敦马却往回头走“专政、守旧、狭隘,主张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显然,人不会随着年龄增长与时代的进步而自我提升,至少在敦马的身上见不到!《孟子·离娄章句下》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希望敦马能懂。
9月前
社论
百格午报
百格午报 | 沙努西向马华国大党招手 背后有何盘算?
常发表惊人言论的吉打看守州务大臣沙努西,这次不仅向马华和国大党招手,还说在安华治理下贪腐更猖狂。 【今日看点】 1. 安努亚提513事件 林冠英:一派胡言 2. “预留议席”论 马华2州主席打脸扎希 3. 隆警大取缔 1天开4297罚单逮7人 4. 倪可敏:丹副大臣贻笑大方 州选追百格,六州选举,6州州选,州选,PRN,anwar,安华,阿末扎希,sanusi,沙努西,DAP,行动党,513,林吉祥,安努亚,annuar musa,倪可敏,AEON,马华,国大党,MCA,MIC,Meta,Threads,直播,live,马来西亚,Malaysia,百格,pocketimes,百格午报
10月前
百格午报
即时国内
邓章钦建议 513应列国民团结日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向政府提议,将每年的5月13日列为国民团结日。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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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笔记
陈利威.后国阵时代的华社
后国阵时代的华社,需要更多的思考。在国阵式微后,出现了国家历史结构重建的契机,但这不应该是一个胜利者拿完好处的发展。在我国,政治权力的分享从来都不是可以让单一种族得到所有好处。
1年前
思考笔记
百格大事纪
百格大事纪|拉菲兹手机被没收 安华促警公平查LCS案
公正党主席安华批评,警方为了调查LCS项目而没收公正党署理主席拉菲兹手机的举动非常过分,行径如同在恐吓拉菲兹,就和对待参与Turun集会的大专生一样。
2年前
百格大事纪
百格新闻
【直播】513事件53周年公祭仪式 |8.5.2022
【#百格在现场】来看513公祭现场,一起缅怀这段历史。 记者:林泓川 陈征
2年前
百格新闻
即时国会
哈尼巴:改变心态 建议513列团结日
诚信党雪邦区国会议员哈尼巴建议政府将每年5月13日定为“国家团结日”。
2年前
即时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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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创办华人残协扶持障友 李杏宝精神 永存人间
(八打灵再也20日讯)52年前在513事件中遭枪伤导致下半身瘫痪,已故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副会长李杏宝生前化悲伤为力量,毕生扶持障友群体,虽然人已逝,但帮助障友群体的精神和关怀永存人间。 513事件中枪下半身瘫痪 李杏宝(也称宝姐)在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服务逾40年,她早前因肾脏发炎,导致内脏功能衰竭,于8月29日病逝。 华人残障协会秘书谢秀贞指出,李杏宝是在16岁那年经历513事件,不幸中枪而导致脊椎骨神经线受损,下半身无知觉瘫痪,从此不良于行,需要依靠拐杖或轮椅代步。 这个遭遇曾经令李杏宝自暴自弃,经过一番奋斗和努力后成为了残障领袖,积极向上,乐于帮助更多障友群体走过低潮期。 谢秀贞和协会众理事会员缅怀李杏宝,通过线上采访分享李杏宝生前的激励故事,希望能够启发更多人。 谢秀贞:引导华人残协走到现在 谢秀贞表示,李杏宝在少女时代不幸受伤,下半身瘫痪令她感到非常自卑,觉得一事无成、失去未来方向,也经常发脾气,总是觉得他人对自己带有轻视的眼光,她甚至曾经两度轻生,庆幸宝贵的生命都及时获家人挽救。 经历过风风雨雨,李杏宝在朋友的开导下,变得更加开朗和积极看人生。 她说,李杏宝决定自力更生,开小档口卖小食饮料赚取收入,之后于1973年设立马来西亚残缺者互助会,1977年和志同道合的友人联合创办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身残志不残,李杏宝抱持刚强不屈和勇于求生的精神,先后还开设迷你超市和洗衣店,把自己赚到的钱都用于助人。 从不吝啬用钱帮助障友 谢秀贞指出,华人残障协会数年前经历挑战,一度暂停运作,银行账户被冻结,庆幸在会长的带领和李杏宝的引导下,该会才能走到今天。 “她(李杏宝)没什幺钱,却从不吝啬用钱来帮助生活困苦的残障群体。她的生活并不富裕,却无私付出,她的精神都影响了我们这一批理事,大家都乐善好施。 “我们非常感谢宝姐(李杏宝)生前数十年来对华人残障协会忠心耿耿的付出和贡献。” 林俊华:“笑着看世界”播正能量 理事林俊华对李杏宝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激励语就是“笑着看世界”,让手脚行动不便的他不再怨天尤人,反而乐观心态继续生活。 “我以前总是会抱怨为何自己走不到,宝姐(李杏宝)就不断开导我,要我知足感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的遭遇还惨。 “她总是散播很多正能量,这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吴爱平:盼种植计划自给自足 会长吴爱平指出,李杏宝无私的付出,为协会带来许多贡献,也积极鼓励障友。 另外,吴爱平也希望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未来越做越好,顺应现代的趋势,栽培和培训更多障友投入网卖职场。 “我们也有一块园地,日后会进行种植计划,让障友掌握农耕种植的知识,创造收入。” 会员:获宝姐鼓励变坚强 会员王国强则分享说,他本身是长短脚,行动不便,以往总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卑,庆幸宝姐不断给他信心和鼓励,才变得更加坚强,不再自卑。 理事丁彩莲患有小儿麻痹症,她很感恩李杏宝在障友群体和社会带出的贡献,热心助人。 会员江明智和周雅琼是两夫妻,前者患小儿麻痹症,后者则因小时候意外跌伤脊椎,长大后旧患发作而行动不便。 周雅琼说,李杏宝年轻时就积极求生,一个女子做路边摊小贩确实不容易,对方积极向上的真实例子,也因此激励了她,变得更具自信心。 财政赖矜娣指出,李杏宝非常关怀障友群体,肯付出不求回报,每当障友遇到困难,宝姐都会积极帮忙。 “以前我想做裁缝,她就帮我找缝纫机、找一些修改的衣服给我缝制。”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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