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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议题
藏在童书里的社会现象 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
为了让孩子接触更多元的文化,沙亚南拉惹敦乌达图书馆、瑞典驻马大使馆和马来西亚儿童读物联盟(MBBY)合作,举办长达1个月的绘本特展。在2月26日举办的开幕典礼上,瑞典大使馆邀请当地教授前来分享,如何透过童书绘本推动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深刻的议题。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蔡伟传 “儿童文学对国家认同有一定的影响力,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文学《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 1945),她独立又敢于挑战权威,对瑞典人来说,她的地位不可抹灭,甚至是代表瑞典的一个象征符号。”节录自剑桥大学前任教育学院院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娃 (Maria Nikolajeva)的〈Two National Heroes: Jacob Two-two and Pippi Longstocking〉一文。 在瑞典,儿童绘本可说是陪伴孩童成长的好伙伴。尚未识字的幼儿,透过父母口述书中图画,塑造对社会的认知。若从瑞典的儿童文学来看,不难发现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息息相关。 “瑞典的儿童绘本的内容涉及不同领域,无论是老师、图书管理员、学者或出版商,大家都深信阅读有改变少年的潜力,帮助他们的个人成长。”专注在儿童绘本领域、目前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埃琳娜·德鲁克(Elina Druker)分享。 她认为,针对生涩难懂的社会议题,儿童文学(注)让孩子们在童年时就能够接触,她分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教授鲁丁·西姆斯·毕肖普(Rudine Sims Bishop)曾发表的言论,“多元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够作为一扇窗口和一面镜子,不但让读者从窗口远望世界,也让他们从镜子看到自己。” 因此,德鲁克强调图书也能成为儿童开拓眼界的视窗,让他们更了解不同的人文风景。 *注: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 瑞典童书发展历史 19世界末20世纪,民族浪漫主义和美学运动席卷欧洲。当时瑞典的女性运动萌芽,且注重公共教育政策,当地开始关注儿童的美感教育。对此,瑞典教育改革家以及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呼吁,20世纪应当是儿童的世纪,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她随后出版名为《儿童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的书籍。迈入新世纪之始,关乎孩童教育的权益,终于搬上历史舞台讨论。“凯强调,儿童发展不应该被框住,应追寻自由意愿。即便这样的论点,她在百年前就提出了,但其影响在瑞典尚未散去。”德鲁克说。 为了对抗工业现代化,在那时瑞典兴起的民族主义,推广回归自然的美好。瑞典画家艾莎·贝斯寇(Elsa Beskow),在1910年出版《森林里的小宝贝》(Tomtebo Barnen),描绘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家族,和大自然共生的故事。 “贝斯寇要传递大自然美好的想法,书中的儿童善良、乐于助人,同时拥有高度的自由。尽管《森林里的小宝贝》传递道德价值的重要,同时强调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该被限制。” 而时代不停往前推进,人类面对的课题更为复杂,无阻瑞典创作者将这些议题作为童书绘本的主轴。 透过童书谈论性平 谈及性别平等的课题,瑞典是国际间的楷模。 1945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创作的《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首次出版就大受欢迎。 主角皮皮留着一头红发、两条翘起的辫子、脸上的雀斑,脚上的长袜子颜色不一,穿着自己缝制的连身裙,独自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不需要去上学。由于放肆、自由、乐于助人的性格,皮皮成为女孩子的榜样。 “但大众对皮皮的争议不减,《长袜皮皮》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因为她调皮的形象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期待当时大家认为女孩得彬彬有礼,行为举止都要礼貌。” 1972年,作者古妮拉·贝里斯特罗姆(Gunilla Bergström)创作了名为《阿尔菲·阿特金斯》(Alfie Atkins)的绘本。故事中描绘主角和爸爸的故事,德鲁克说:“这或许是瑞典第一个单亲父亲的作品。”在绘本中少了母亲的角色,只有父亲一个人照顾阿尔菲,作家真实地呈现家中混乱以及衣服四散的环境。 无独有偶,阿尔菲和皮皮的都是令人头痛的“野孩子”形象,最终却成了瑞典儿童人物代表。或许,这些儿童作家们想传递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却被遗忘在后的“狂野”童真。 家长也有疲惫的时候 瑞典绘本童书除了展示孩童好奇、活力满满、不受控的天性,在巴布鲁·林德格林(Barbro Lindgren)和爱娃·艾瑞克松(Eva Eriksson)创作的《野孩子》(The Wild Baby)中,更着重描绘母的疲惫心理。 “书中写到,妈妈很爱她那个小而珍贵的孩子,但他总是不听话,很吵闹……有时候,童书的内容也会把一些讯息带给成年人的内容,那些当了妈妈以后忘记的事情。” 在皮雅·林登堡(Pija Lindenbaum)所创作的《阿文的妈妈喷火了》(When Owen’s Mom Breathed Fire)中,他以恐龙的形象代替母亲,刻画阿文妈妈在教育小孩时,面临的心理矛盾和沮丧。 国际议题从小读起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当时,难民乘船渡海意外身亡的死亡数字屡破纪录。而在欧洲童书市场中,也出现与难民有关的内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乌尔夫·斯达尔克(Ulf Stark)以二战时期为背景,创作《海上的妹妹》(The Sister from the Sea),讲述女孩从芬兰逃到瑞典,深刻地描绘孩子被迫离家的悲伤,与难民情况无异。 另外,林登堡的另一本童书《Poodles and Fries》在讲述“流亡”的主题上,更具批判性。故事以狗替代人型,它们因干旱被迫离家,德鲁克说:“书中一幕展示,主角航海扬帆到他国,却被当地人拒绝,这样的故事线微妙地符合和那时的局势。”透过童书绘本有助于处理可怕的新闻事件,透过书中的角色带着读者一步步了解历史故事。 “这样就能创造一个空间,让孩童讨论在现实世界难以讨论的话题。”她说。 为配合“我们来谈谈吧!”(Jom Kita Bincang)活动,即日起至4月10日,拉惹敦乌达图书馆一隅以瑞典风格打造一个小小的阅读角落。此外,在一旁也设有“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奖”(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 )与“绝不使用暴力”(Never Violence)的展览,供民众前来感受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 更多【新教育】: KLCC公园 巴西大师留给吉隆坡的绿宝石 带上一本书 到吉隆坡漫步 4位地贫女孩 用音乐传递希望
1月前
【动力青年】这次,我们路见不平┄┄
“身为老师,我们只负责搭建鹰架,通过大量有目的性的提问让孩子思考继而行动,最重要的是,孩子必需了解‘利他共好’是支撑整个历程的意义。” ——蔡文珮院长 提案的每一个过程,文珮院长都是负责提问和引导,把主权交给孩子。这4位孩子会从其他孩子中脱颖而出被选上,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团队里的角色,性格也互补。12岁的大哥哥博程年纪最大,性格沉稳不怯场;11岁的可倩是团队里的领导和粘合剂,她从不忽略任何队员;同样是9岁的欣约和宥宁,一个不怕失败,一个是使命必达的好队友。4个孩子在这个路见不平专案从无到有的过程,慢慢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声音。 文珮院长当初带孩子去公园视察问题的时候,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能力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你们会解决什么?”起初孩子们在决定要提什么专案时曾几度吵得不可开交,文珮院长从不喊停,因为她相信这是一个孩子学习的过程,最后孩子们也得出一个共识:一个困扰他们社区已久的公园路洞问题。 博程知道公园的路洞问题严重,因此决定要做些什么去改变社区,这就是他当初会那么努力提案的原因。 定下专案题目后,他们首先到社区访问居民,结果发现不少人或亲人曾经因为公园的路洞而受伤。孩子们当下就发现了这個共同的问题,他们的心开始和社区有更深和真实的连接。 孩子们关心的社会议题 孩子们收集了社区居民的意见后,开始制作海报和演示文稿,完成后带去市议会提交给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圣。这是他们第一次踏进市议会,更是第一次和市长面对面,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可倩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市长说的那句话,“你的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贡献了多少”。 “要教出会关心世界的孩子,老师本身必须是那个关心世界的带路人。我记得有人说过,大人的世界有多大,孩子的世界就会多大。关心世界应该是进阶式的由关心自己和家人开始,再延伸到社区。这些孩子在Taman Woodland Park长大,对这公园是有感情的,这就是他们的初心。”文珮院长对于教出关心世界的孩子,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当小朋友们被问起为什么要关注社会,欣约说仔细去观察和关注社会发生的事,让我们能够避免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宥宁则表示关心社会培养公民意识才会让社会更美好,小孩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 社会就是最好的课室。走出班级去关注社会,连接社会,当一个关怀社会的人,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制作完提案海报的傍晚,可倩要求重看海报,她告诉我她很满意,她觉得自己很有力量。”文珮老师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透过zoom荧幕,看到她眼里闪烁的晶莹光芒。孩子的教育,从衣食住行出发 孩子的教育,从衣食住行出发 除了提问每一个孩子最想改变社会的一件事,我也问了文珮院长,她告诉我她最想改变的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家长小时候的老师。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合逻辑,但是她希望自己能让这些孩子成为一个看见意义的人。没有看到意义的大人,自然带不出一个看出生命意义的孩子。我们的教育过程,起心动念很重要的,只有看见每一件事都具有自己的意义,看见自己,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主动性才会出来。要百分百相信自己在做着,孩子才会相信,并且有信念去成为一个更好的孩子。 与其硬灌知识,不如从衣食住行出发,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才能更让他们贴近真实教育。教育本质从来没有变,对于文珮院长而言,教育本质就是人类的福祉在永续的条件进行,还有善待大地。她发现了现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现代孩子和这个世界没有挂钩,有一次她问孩子,咖啡如果放了白糖,白糖是浮着还是沉下去的,结果孩子答不出来,因为孩子只是顾着看手机没去留意身边的咖啡。 文珮老师曾经读过《成长的极限》这本书,书中写到人类来到一个高点,人就会走下坡。人类到了2100年就会到了极限。现在的孩子是非常有可能走到那一天的,如果孩子不关注社会,他不懂如何当好一个抉择者,没有自己的世界观,那么肯定会被淘汰。 关怀社会,从小做起!如何栽培一个关注社会,敢于发声的孩子?从我们大人做起,言传不如身教。路见不平的专案从提案到结案到修补公园前前后后历经了三四个月,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文珮老师的教育理念以外,孩子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持续追踪市长的后续行动也是成功原因之一。这就是年纪小小的他们,向社会发出最铿锵有力的声音。
5月前
陈头头/《Revoir Paris》再见巴黎,后来的她/他们
电影凝视的是幸存者的“其后”,抒情悲悯,对社会议题的探视也是善意与温柔,不批判不控诉。在伤害与死亡面前,导演Alice Winocour的目光异常温暖,或因为现实里她的兄弟也曾经历这场劫难。
6月前
周志诚|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恰好体现在公共设施与议题上,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讨论社会议题,甚至不引发社会问题,简言之不为他人制造困扰和不便,说起来倒容易,是否有着一套紧密的课程实践?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在此时便体现出来了。 我国现有的课纲,其实一直都围绕公民议题,或深或浅,也到皮不到肉。 就从我们生活周遭来看,这项教育贯彻得并不彻底,这点可从公共设施和待人处事的氛围上略窥一二,就总结来说,我国公民教育的推进,和其他地方相较而言已然落后,甚至是不如人意的,这点是值得我国人民重视的议题。 试问你出门在外或在家时,是否碰过因为他人的无礼,而造成的不愉快经验? 那些被刻意涂鸦的墙漆、不顾他们感受的恶邻居、没被妥善照顾却原本可使用很久的设施、换了又换的凸面镜、公园里的设备、堵塞的沟渠、莫名形成的垃圾堆、没被照顾好的公厕等。 若你经历以上种种,便可得知我们身处的环境究竟有多恶劣。 这些问题其实得以改善或根除,就得仰赖公民教育的大力推行了,毕竟国人都希望自己身处文明且繁荣先进的国家里头,可是在那基础上,要搞好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对周遭环境的重视及爱护。 好比近来首相安华提出的学生照顾厕所卫生议题,大家只着重在“学生得洗厕所”这结果来谈,自然忽略其背后的重要意义。 让学生参与清洁工作与否不是重点,那是过程,让他们体会清洁工人的不易,最后才能有同理心地照顾公共空间的卫生,这才是重中之重。 公民教育最后的结果导向、受惠者其实还是自己,只是借由外在形式,使得人们有同理心地从内在出发,再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 公民教育的进展缓慢,体现不出应有价值,也是人们不重视的诱因之一。 随着我国下调投票年龄,我们是否也希望下届选民有足够智慧,履行自身的公民义务?他们是否知晓自己在民主体系里头,自身的权益和所扮演角色? 这些都是公民课应该被指导的概念,而非空泛的演说,即,我们得承认公民教育是一门专有学科及专业,而专业的事项必须由专业人士执行和处理。 由此可见,公民教育的重要不亚于其他学科,除课堂理论外,也重于实践,而这些教育工作必须从小就做起,培养良好习惯,借由个人影响他人,只有人文环境的质量提高,我们才有机会实践和谈论更高层次的社会议题。 最后,附上弗·培根的一段名言:“一种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养好的社会公民的。”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
[email protected]
)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11月前
转瞬即逝的课/郑咏介(新山)
终于来到年底,又来到总结全年表现的时刻。我和学生讨论我的哪一堂课最让他们印象深刻时,许多学生都表示辩论和政治课最让他们觉得有趣。 说起来,让学生在课堂上辩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要教的东西排得满满的,还要复习再复习,以免学生考试时忘记老师说过什么。政治课更不必说,若不是上个月刚好遇到选举,学生又刚好考完试,就算学生对国内的政治生态再怎么好奇,我大概也没有办法腾出时间和学生讨论这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大事。 生活在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下的我们,了解这些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不仅是唾手可得,且似乎已经变成一种必须,尤其孩子们好奇心强,对周围发生的事理应更敏感,努力追根究底。但现实是我们大人常常拒绝和孩子讨论生活中的种种课题,不是怕这些课题耽误孩子的考试成绩,就是孩子问的问题太多太深,自己也答不上来。到最后孩子失去对生活的热忱和好奇心的时候,我们却感叹现在的孩子和木头一样,只会盯着手机。 而尽管社交平台的兴起让获得资讯变得十分便利,但演算法反而让年轻人获得的资讯更为封闭和零碎,没有完整的脉络,更缺乏多元性。在海量资讯的不断干扰下,年轻人缺乏细细咀嚼和分析资讯的机会,而演算法带来的回声室效应也让大家闭目塞听,甚至完全接收不到任何政治和时事的相关资讯,对政治现况一问三不知也就成为常态。 大人对孩子缺乏信任感更是一大致命伤。大人不想和孩子讨论生活课题的思维背后,是期望年轻人成人成才,却又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掌握未来的矛盾心态。这样的不信任从一开始便体现在教育方针上,要求老师和教育机构安排好所有的课程,提供标准答案,不要讨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认为这些议题太复杂,更担心孩子被洗脑。 没有哪一类人没资格发表意见 但这样的方针反而导致孩子被迫要在成年后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政治和社会资讯,却没有从小培养应对和判断能力,这样的情况又加深了大人们认为孩子还小,无法妥善思考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观点,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孩子到了青春期,本来就会慢慢开始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大人该做的是提供更多元的视角,以协助他们分析和分辨,而不是一味否定和轻视孩子的观点。我在和孩子讨论大选的过程中,发现孩子其实对国内政治生态的了解并不逊于大部分的成年人,但也因为受到成年人的影响而往往带着深厚的种族偏见。这显示他们并非对周遭事物冷漠,也乐于表达自身观点,他们需要的是培养更有系统地思考,以及跳脱事物非黑即白的固有印象。 一堂课转瞬即逝,而生活依旧缓缓往前。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多少,思维模式有没有转换,但我想至少他们明白,生活中的种种课题,没有哪一类人没资格发表意见,因为意见应以有无建设性为标准,而不应以年龄、族群、性别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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