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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我8岁那年,母亲替我们兄弟三人算过一次命。 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不时可见到卖跌打膏药妇人、磨剪刀老人以及年约半百的算命先生出现在村子里。后者给我的印象是身材瘦削,头微秃,嘴唇上边蓄着两撇胡子,颇似我在连环图书里看到的道士模样。 母亲没有事先告诉我们算命一事,我是在当天放学回家后才知道的。因此,算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算命先生讲了些什么话,我完全不得而知。其实,以我当时贪玩的个性根本就不在乎算命这回事。我想的是和同龄玩伴抓鱼、爬树及打鸟等有趣的事儿。不过,事后听二姐说,当天中午算命先生在家里用毛笔在三张红纸上个别批写我们兄弟三人一生的运程。完事后,母亲便把它收好。至于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她也不知晓。 事隔多年迄至我而立之年结婚时,母亲才把批纸交给太太保管。我取出来看,才知悉自己的命程是怎样的。原来算命先生以行草字体书写的批纸上,在我耳顺之年批示文字的最后第二行写的是:“有血光之灾,恐阳寿难续”10个怵目惊心的墨字! 我不知道当年母亲心里会怎么想,也没问过她我运程的吉凶。唯我肯定的是,她不是一个执迷算命的妇人,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我揣想她之所以替孩子们算命,兴许是想在心里图个安心吧。 至于我自己,打从念完中学出国深造,就按照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节奏为前程而努力奋斗。不过,有一点我得感谢算命先生的提点,他让我婚后在任何时候都注意交通安全,开车小心驾驶。此外,结婚后的这40年,我始终把身体健康和养生之道放在心上,并且实践在日常生活的饮食、睡眠和运动上。平日里除了阅报及写作,还不时在国内外旅游,享受退休后的悠闲自在生活。 其实,我早就该把“有血光之灾,恐阳寿难续”这10个字从我的生命史册上delete 掉!
3星期前
4星期前
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些记忆或语言,就像一颗无法熄灭的火种,从开始当记者至全职退休前,一直都在灼烧我的心灵,偶尔痛到无法忍受,竟想过从此消失,但愿从没来过。 匿藏在记者底下的另一个身分,让我经历了一段扑朔迷离又不为人知的往事,在所有不堪回首的记忆中,有一句话始终纠缠着我的前半生,成了我最想删掉的一句话。 当年刚从台湾留学回来,政治部就找上了我。作为一名情报员,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自我内心斗争。我不得不学会隐忍、低调,甚至把真实的情感深埋在生命的深谷里。 最难忍受的并不是目标的追踪,也不是日复一日的虚假身分,而是自己心中那种说不出的空虚和不安。面对日渐模糊的道德界限,我常常陷入心灵的困惑中。 身不由己让我人格分裂 那时,我开始对自己的身分产生了矛盾和抗拒。这个身分,不仅仅是当初自以为是的纯粹工作角色,不就是多一份兼职吗?但渐渐的它更像是某种命运的枷锁,把我牢牢地捆绑在一个不断迅速变更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计划,没有可以掌握的流程,只有时时刻刻待命所有的突发状况。我失去渴慕的人性自由,身不由己的窘境让我感觉似乎快要人格分裂了。 在一场突发的任务中,在友情和情报之间,我不得不做出选择,最终的选择导致朋友被卷入漩涡,关进了监狱。这就是达成任务的牺牲,鱼与熊掌无法兼得。“我没得选择。”我常常以这句话安抚自己愧疚的灵。 这一句话,是那么简单,却又那么沉重。它像是一道隐形的枷锁,把我束缚得透不过气。每当我回想起身不由己的任务,我心中就像有一根刺。那种无奈,那种压抑,仿佛吞噬了我整个灵魂。我开始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而是成了一个无法摆脱命运安排的棋子。 那段岁月,我常被“没得选择”,这句话牢牢地钳制着,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是不是真的没得选择?现在,这简短的一句“没得选择”,成为了我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它提醒着我,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即使无法逃避许多无法预见的选择,但还是要面对选择! 站在这个已知天命之年的山崖,我不再年轻,也不再那么迷茫。我已经从曾经的困惑和痛苦中走了出来,学会了与自己的内心和解。情报员的身分早已褪去,我尝试以文字记录曾经的生命故事,让文字的力量帮我删除“没得选择”的噩梦。 我最想删掉的其实并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那种无法改变的宿命感。我不再对过去的决定感到悔恨,也不再让“没得选择”成为我心灵的枷锁。因为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对过去的无尽追悔,而是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真正的自己。
4星期前
自从疫情消停,生活恢复了之前的忙碌后,时间似乎转动得更快了。还无察觉,桌历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一年又到尾端,感触总是特别多的。 似乎前几天还在扯开嗓子喊着几个孩子快点起床啦要上学了,现在刚想朝楼上嘶喊才惊觉孩子已经在外升学;仿佛刚在昨天煮了满桌子的菜肴立马遭受狂风扫落叶吃个光盘,现在一想到又是独自用餐就提不起下厨的兴致;记忆里前一刻还在书房督促着孩子们复习做功课,而今只能一个人独坐敲着键盘回忆上一刻的热闹。 人到中年,才知道时间好不经使用。倏然又是岁末,心底空落落的会不禁数算起这一年的得与失。今年甲辰年,龙行龘龘,前程朤朤,祝福语犹在耳畔,但对我来说却是祸不单行的一年。 人生是一个盲盒 才过完农历新年,元宵节那晚还与大哥小聚用餐,谈起了一些小时候的趣事,以及聊起一些离开的人,烟消云散的事。岂料不到两个月,离开的却是大哥。一切来得太突然,毫无征兆,谁曾想只比我年长一岁多的你会提前跟这世界挥别? 我的名字有个妙字,你是巧,你这一走,走得轻巧,可是世间再无巧妙。4月中旬的某一天,你突然提起要一起回乡为爸爸做生日宴。你似乎在急着安排些什么,其实那时你已经察觉身体有恙了,是吗?你有什么心事、烦恼都藏在心里,即使是发现健康亮起红灯,每个晚上发烧到坐立难安,你都没对人提起。 入院不到两个星期,就这样洒脱转身、离开。坐在靠椅上,那时你已经无法舒适躺着了,你虚弱地提起妈妈生病时的状况,我实在不敢多想,怎么我们家就这么倒霉,要一再地承受苦难?幸好,生性自由的你曾到过好多地方,看过不同地方的风景,也算是不枉此生。 人生一世,也只不过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在永恒的时间线上游走,大多数的人都是靠自己走出自己的路,好不容易上了车,才发现车厢早已坐满了其他乘客。有时恰巧有人下车,而刚好我们就在旁边,才能及时趋前有个安稳的座位可以靠一靠背,歇一歇脚。但大多数的时候因为人潮拥挤,我们只能忍受着汗酸的难闻气味;因为一路颠簸不平,我们需要扎稳马步尽量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因为我们距离得太远,一直等不到腾空出来的座位;因为有其他人更需要,我们被迫让座,只能忍着腿酸一直到下一站。再下一站,说不定还能觅得一个适合的位子,但更多时候,是一直罚站到终点。 只是我们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到站,也无法预知下一站会遇到哪些人或事。人们称之为命运,其实是一场冒险之旅,在时光的流转下,背景音乐越来越嘈杂,内心也越来越慌乱。人来人往,浮光掠影,什么都留不住。 圣诞节将近,大家都提到要送盲盒礼物。人生也是一个盲盒吧,开启了就要一直往前走,才知道结局到底如何。如果能够,我想许多人都想重新选择一次,都想在某个年龄阶段重启一次人生吧?就像小时候玩跳飞机游戏、玩猜拳、下棋时,到了中途都想反悔再来一遍。可是,为什么偏偏就不能重新设置时间让人生来一次大翻转呢? 我读过许多感慨时间流逝的文学作品,看过许多穿越前世今生的电视剧,而今也真实感受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开的事实,说是浮生一梦也好,人生苦短也罢,总之,在时间的长河中,我只不过是一粒掀不起涟漪的小石子。 微风拂过,粼粼波光中,我来过经历过终将离开。到站了,就安静下车。我还不想响铃呢,但时间一点也不由我,就这样哐当哐当的半生就过去了。
1月前
我2018年6月在《星洲日报·星云》开始供稿,按照过去习惯,一年或两年,文章累积足够,就结集出版。考虑出书之际,竟遇疫情,计划不得不变。随后虽然笔耕不辍,竟无成书热情。 担心有误,我每一篇文章发表前,都请多年一起的叶汉伦、方奕鸿、马凌香先读一次。2024年底我们四人午餐,他们提起书事,一回神发现几年过去了。第二天翻旧稿,决定集中精神应付未了工作,并且当机立断,在最先发表的文章中挑选39篇,以《雨雪霏霏》为书名。 本是书中一篇文章题目,因为忆及三十多年前一本书《今我来思》,或可让过去时光和现在呼应。生命一环扣一环,汇成一链,每一脚步都有特定意义。 我第一本书是《斑苔谷灯影》,第二本才是《今我来思》,两本书都是报章专栏结集。第一本书还是依赖稿纸,到第二本时,已是电脑书写,朋友推荐五笔字型输入法,边学边用,敲键间知道科技妙处,自此告别稿纸生涯。产量不一定更多,速度未必更快,但在文字推敲过程中,却感受到改稿的从容和喜悦。 虽云专栏,《今我来思》各篇文章书写过程没有时间限制,《南洋商报·言论》允许自由发挥,想写即写,编辑有稿则登。每月稿费占我马大薪水约百分之十五,比例尚可,补贴买书之用足矣。 重点不在这里,在于写稿期间朋友之间相互激励之情,那些年华社身陷文化悲情中,我频频受邀参加讲座,朋友讲我也讲,朋友写我也写,那是愉快的专栏写作生涯。 重读旧书,没有激动,只有一丝韶华逝去的惘然。过去许多事情都有按部就班的规划痕迹,我庆幸自己喜爱阅读,书海中自存辽阔人生,我借阅读,随我喜欢人物游移,他们对生命探索是我成长中不可缺养料,通过书本向前贤学习,还有谁比他们更给人底气?我隐约把握方向,随后脚步越来越稳健,一路向前。我不排斥社会工作,动的时间占相当大比例,但我从不忘记静时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唯静可以让人思考,和阅读相始终,那是生命归宿。 读旧书比读新书多 命运常出现意料之外安排,还好顺心事多,不顺心事少。顺心事很快忘记,不顺心事相对刻骨铭心,但不至于慌乱无措。冷静下来,调整方向,继续向前,并且提醒不要让内心装载仇恨。不顺心事让人直视七情六欲,增多反省意识,不一定是坏事。 “一柱全应近,高唐莫再经。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这是杜甫五律〈泊松滋江亭〉最后四句。老人星即南极星,虽然传说中的天柱应该就在附近,但杜甫不想再次经过高唐仙境。他甘心飘游到南极之外,做一颗老人星。诗写于768年,两年后他告别人世。当时他漂泊在四川、湖北一带,疾病缠身。他盼望远离尘嚣,追求心灵自由,摆脱乱世。 日子不可能回头,但是能在每一个片段留下痕迹,却有不虚此生之感。什么样的年龄,就该过怎样的生活,杜甫选择有限,我们幸运,和安宁繁盛结缘。六十之人,该期待什么,不该期待什么,大部分的人心中其实都有答案,只不过一些人执着旧愿,纠缠不舍。 乙巳春节我周旋于朋友和亲戚间,庆幸所关心的人保有笑容,只有嘘寒问暖,没有感叹人生不值。健康问题或小病被提及,平常不过,那是我辈中人热衷讨论的课题,当作人生历练可也。 疫情期间我学会上网买书,那是意外之喜。如今书写多便利,网上资讯庞杂,实体书易订易得,电子书更是随买随获,买不到书之焦虑一扫而光,来得及面对今日际遇,幸甚。我依然没有舍弃阅读习惯,只是不再有必读书目,不追求阅读数量,读旧书比读新书多。从前工作和政策研究息息相关,但是读书人和社会的互动才是我兴趣课题。我重拾爱好,阅读书物大半围绕此范围,置身其中愉悦,书写内容也从书生情味开展。 出书有乐趣。版权页需附英文书名,我请教张景云,一为直译“Drifting between rain and snow”,一为许渊冲译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许渊冲译成“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许渊冲笔下的雨雪并非又雨又雪,而是如雨般的大雪,译文中“大雪压弯了树枝”得和上下文一起看方符合信达雅标准。 但是雨不见了,觉得可惜。雨雪为何不能指雨夹雪或半融化的雪?说坚持己见也可,景云和我享受同样情趣。二选一,他也认为直译更好。又建议将between改成in,我觉贴切。突然想起《南洋商报》办《今我来思》推介礼时,景云落力策划流程,当时他任主笔。
2月前
自我有记忆以来,命运就给了我一张不同寻常的“名片”——我的掌纹。左手那条岔开的横纹,像是一条分岔的小路,指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小时候,我不懂它的意义,只是隐约觉得,这条掌纹注定让我与众不同。 我出生在一个经济困窘的家庭,那时的家,是一间简陋的板屋,风吹过时,木板间总会发出隐约的颤抖声,仿佛在诉说生活的艰辛。夜深人静时,父亲断断续续的咳嗽声穿透昏黄的灯火,在狭小的屋内回荡,像一记记沉重的叹息,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两岁那年,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年幼的我尚不明白“死亡”的含义,只觉得家里越来越安静,安静得让人害怕。家里的胖咪猫成了我唯一的倾诉对象。有一天,我轻轻抚摸着它,脱口而出:“胖咪猫,你知道吗?我爸爸好像快死了……”这一句天真的话语被一旁的外婆听见,仿佛一把锋利的刀,深深割在了她的心上。 父亲临终前,把我叫到床边。他颤抖的手握住我的左手,目光灼灼地望着我,仿佛要将所有的爱与未尽的嘱托刻进我的生命里。“去,跟二姑回家去。”他的声音微弱却坚定。那一刻,我虽年幼,却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重。站在一旁的二姑含泪牵起我的手,那天的离别,我不明白意味着什么,只记得父亲的眼神,如同一道烙印,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从此,我离开了原生家庭,来到二姑和二姑丈的家。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却为我重建了一个温暖的世界。从那时起,“二姑”和“二姑丈”成了我这一生中无可替代的“爸爸”和“妈妈”。 初到新家时,妈妈牵着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们的孩子。从今天起,你就叫李洪娣。”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认真地解释:“‘洪’是你的根,永远不要忘了你的来处;‘李’是你的新生,愿你带着两家的爱,走向未来。”我虽然懵懂,但那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包裹了我。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深处总有一道无法填补的空隙。每当我凝视左手那条岔开的掌纹时,仿佛看到两条不同的人生路:一条通往生父的记忆,另一条通往养父母的深情。妈妈偶尔开玩笑说:“你注定要吃两家饭。”年幼时,我只觉得这句话有趣,直到长大后才懂得,这不仅是双重的家庭,更是两份沉甸甸的期许。 那些年,我时常感到迷茫,像是被过去和现在的身分拉扯着,不知所措。有一位长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名字里虽有‘洪’,可‘洪’有大水之意,太重了,或许会阻碍你的运势,‘娣’字带弓,含蛇形,会与你生肖相克。既然命运给了你一条岔开的掌纹,为何不重新给自己一个名字,带来新的开始呢?” 那句话触动了我内心的柔软。名字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承载着我的身分、过往与未来的期待。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我将名字改为“李鈜沬”。“鈜”字金声玉振,象征坚韧与响亮;“沬”字带水意,却是柔和的水,润物无声,象征生命的灵动与重生。妈妈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名字改了,但‘李’家的爱不会变。‘鈜’与‘洪’谐音,‘洪’家的血脉依然在延续。” 我没有辜负两份爱 那一天,我再次凝视左手的掌纹。那条岔开的横纹仿佛变得更加清晰——它既是命运的印记,也是我的选择。这条纹路,像一条延展的路,给了我重新出发的勇气。 小时候,爸爸常抱着我在院子里散步,指着花坛里的花朵说:“你看,这些花虽然颜色、形状各不相同,却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绽放。”当时的我听不懂他的话,长大后才明白,爸爸不仅是在说那些花,更是在告诉我:我的人生也如这些花一样,承载着两份爱,在爱中成长。 如今,每当我凝视左手的掌纹,那条岔开的横纹早已不再让我困惑,而是成为激励我前行的力量。这条“掌纹”——这张命运赠予的“名片”,不仅镌刻着生父未尽的爱与托付,也承载着爸爸妈妈无私的养育之情。它让我明白,无论生活将我带往何方,我都要怀着感恩,将这两份爱交织成一条完整而坚实的路。 左手上的这张“名片”,是命运留给我的印记,更是我一生的使命。每一次努力与成功,都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告慰,也是对爸爸妈妈深情厚爱的回应。我希望有一天,当我站在人生的路口时,这张名片能成为最好的证明:我没有辜负两份爱,也让他们以我为荣。
2月前
3月前
向来无畏禁忌,那些老旧的绑手绑脚的条条框框,难免会让人怀疑乃好事之徒别有用心,故意设计来恶整他人。回想人生中第一次买车,国产车,面漆金属黑,车牌号3478,身边亲友莫不面面相觑。他们认为4不好,可4哪里不好?再来轮到挑剔黑色面漆,虽没直接挑明说黑色不吉利,却始终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试探式问“难道没有其他颜色”?新车才落地不久,车牌号就一直开奖,中秋才开了特别奖,冬至又开安慰奖,只是号码都活泼乱跳,从不顺着来。清明以后,尽管大家都没有真正中奖,不过已不再有人觉得4不好,反而开始预言迟早开出头二三奖。 刚嫁作人妇那年,夫家某位女性长辈,年纪不算老,耳提面命叫我千万不能将自己的衣服,与外子的一同放入洗衣机清洗,理由竟是女人的衣物脏。当下我一脸错愕,连续几天止不住左思右想,郁闷得要命,难道只有女人的衣物会脏?这事荒谬至极,却无法与其理论,只能吃闷亏。 婚后10年才怀孕,身边一些长辈都替我紧张,虽知我的脾性,却还是冒着被反驳被讨厌的风险来找我,告诫我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孕妇不能使用剪刀,否则将来小孩出生可能会有兔唇。孕妇不能缝补衣物,否则小孩生出来没有屁眼,俗称“生仔无屎忽”。除了孕妇本身,孕妇身边的人也不能轻举妄动,譬如不能随便移动孕妇睡的床,不能装修孕妇住的房子,不能搬迁,不能旅行,不能接近动物,不能看猴子。孕妇与孕妇的家人最好什么都别做,这样就不会惊动胎神动胎气,一家老少只管吃喝拉撒睡,直到小孩平安出生。 小孩还有几个月才出生,却轮到娘家长辈来提醒,个个苦口婆心,谆谆善诱,希望我能为了孩子,勿要无视忌讳。小孩的衣物不能晾在屋外过夜,尤其是白色的。睡前不能玩太疯,小孩咯咯笑多久,半夜就会闹多久。不能挠挠小孩的脚底板,否则他长大后不敢过桥。不能在夜晚替小孩剪指甲,原因不详。原因不详的忌讳还有很多,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话,乖乖听从就好,所有忌讳最忌讳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尝试过反驳,并清楚表明相信科学,长辈则举例表妹脸上的胎记试图说服我。那个如泼墨的胎记我见过,在表妹的右脸上方,覆盖了她的右眼、右颊骨、太阳穴,刚好触及右耳,所幸只是皮肤表层色素沉着,并无影响视力,听力也良好。然而,由于自小承受周围异样目光,心理压力多少积累一些。二姨生表妹那年,本是双喜临门,先前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又如愿怀上女儿,而且新居落成,即将可以迁入。二姨大腹便便干不了粗活,心想刷墙总行,不爬高上低,坐在椅子上刷,只要能帮上忙,哪怕就分担一点也好。岂料从此成了罪人,有口难辩。她何曾希望胎记长在自己女儿的脸上?身为母亲,她比任何人都心疼。 由于是高龄产妇,婚后多年不孕不育,孕期患缺铁性贫血,还有妊娠糖尿,公家诊所的医生和护士对此等案例格外重视,丝毫不敢松懈。怀孕五个多月时,医生安排我做详细超声波扫描(Detail Scan),确保胎儿身体结构与脏器形态都发育正常。主诊医生还没到,年轻的实习医生先开始检查。没有腭裂,没有缺腿,手指和脚趾都齐全,鼻梁高,极大可能会是个帅哥,实习医生夸奖。等到孩子出生那天,才揭晓他不仅鼻子扁塌,而且还单眼皮,将来可能得支助他赴韩整形。 为父亲送终 不相信胎儿会小气 孕晚期父亲疫殁,姐姐劝说既然怀有身孕,就无需奔丧,免得腹中胎儿小气,反正行管令期间也不允许停柩,丧葬事宜一切化繁为简。我当然不相信胎儿会小气,从吉隆坡到芙蓉只需一小时的车程,我坚持与外子到警局申请通行证一同回家,算是为父亲送终。 我们还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已从医院被送去了火葬场。按卫生部规定,最多两位亲属允许到医院认领遗体,并按照规程尽速火化,我们抵家后只能等,等姐姐将父亲的骨灰带回家。 月子期间,因乳房湿疹复发就诊,女医生考虑到新手妈妈需要哺乳,坚决不开含类固醇的软膏,嘱咐按时服用抗生素,并常常保持身体清洁干爽。湿疹忌热,我向医生坦诚房间冷气几乎全天开着,她说其实并无大碍,产后不能吹风只是老一辈人的说法,那些月子禁忌只管听,别跟老人家拗。 其实,我们家族还有一号人物,她的长相奇特,全身皮肤赤红,没有毛发,包括眉毛和眼睫毛,报章杂志称她作穿山甲人,今已离世。论辈分,我该叫她姑姑,她是祖父兄长的小女儿,两家人住得近,经常有来往。上一代人生活贫困,如若从山野捕捉到四脚蛇、果子狸、穿山甲,只要背脊朝天,都会焖煮成一锅香肉,或一家人或两家人分着吃。 话说当年,穿山甲姑姑在她母亲的肚子里还未出世,某天她的父亲为捕捉菜园里一只穿山甲,以火烟熏其巢穴,试图将它逼出,不过由始至终没有成功。数月后,穿山甲姑姑就出生了,出生时全身通红,如被火灼过一般,后被证实患有先天性鱼鳞癣,家中长辈都以为此女或许命不长久。 除了相信科学,人只要活得够久,都会渐渐明白世事无常。如果踽踽独行人世间,非得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情愿选择迷信大吉,宁信命中所有无可避免的劫难,最终都能大步跨过,一切化吉。
3月前
“云霄回鹤梦,泉石伴人间。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诗是石涛配画之作。群鹤归巢,梦影回荡。泉水山石相伴,悠然度过尘世岁月。不曾觉察天地已然老去,只知天外青山苍翠如初。  满人在石涛两岁时入主中原,他是明室后代,崇祯自杀后,其父靖王在混乱时局中参与皇位争夺被杀,他被贴身太监相救,削发出家保命。身分让他命运多舛,皇族血统注定浮荡处境。他一生贫困,以字画为生,以字画找到精神寄托。  胡适在1949年3月7日日记说他为吕平得题《石涛画册》时突有感触。“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石涛此诗意境幽清高远,提“遗民”,胡适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想的是石涛其人而非其诗。  1947年11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访美时,不少人问胡适近况,他们不满“中国的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时,王世杰是法律系主任。二人同年,谈得来,蒋介石常借王世杰传话。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民心转向共产党,美国政府信心渐失,蒋介石担心影响援助,希望胡适帮忙暂撑门面。他不只在国内学界地位崇高,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也深受尊重。  蒋介石要他入阁的决心没变,1947年3月甚至要他参加总统竞选。1947年12月12日,他到南京,蒋介石透过王世杰,希望他出任大使。日记写当天谈话:“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10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  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  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
4月前
在MBTI流行以前,互不认识或彼此不很熟悉的人,大多以黄道十二宫打开话题:你是什么星座的。 水象。那你应该有点多愁善感吼,天蝎座除外。风象,你一定很爱自由!土象。那种吃早餐前一定要刷牙,做练习一定要从第一题开始做起的人,就是你吧。火象。你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在我长大的小地方,大家也会问:你是什么宗教的。这里有很多人传福音,基督教堂也很多。我中学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堂甚至建在清真寺旁边,每个周五提早放学时,可以看到教堂的门口敞开着,欢迎穆斯林暂时停泊车子。据说这个现象不可能会在半岛出现。 十字架和新月从远处看,离得非常非常近。 小时候我在家里做功课时,偶尔会听到外面有人说“Hello”。 探头出去往往会看到一对结伴的外国人男女。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才好,我学TVB里面的人说“红毛的”,跟母亲说红毛的又来了。 母亲说直接朝他们摆手或摇头就好,如果他们坚持不走,再把门关上。以前这些方法总是奏效,我想不礼貌的行为在各个文化里是相通的。但某天突然就没用了。 这天只来了一个男人,但依旧是红毛的。高大男人的背后是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登山包。我已经摇头了,他却温柔地笑笑,接着朝我露出8颗白净的牙,很诚恳地说“just a minute”。 我想了想还是走出去。隔着篱笆门,决定给他一分钟的时间。他的手臂穿过门的缝隙之间,把一张宣传册放进我手里,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的名字是Cristy。 然后他说原来你已经是主的孩子。那没什么事了,宣传册留给你吧。主保佑你。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英文名字会被误认为与某个宗教相关。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之前,学校会举办知识祈祷会。伊斯兰教的人用中型礼堂,基督教与天主教留在大礼堂,佛教、兴都教和没有特定宗教的人去图书馆旁边的小会议室。 第三拨人是最少的。东马的印度人少之又少,大部分学生都是信仰佛教的华人,主持祈祷会的外来师兄师姐干脆直接说中文。 说是祈祷会,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介绍起了佛教的起源和释迦牟尼的身世。当时老师们也都在,他们是来监督学生有没有专心听讲的。我跟生物老师打招呼,听见她小声说:“你不是基督徒吗?” 我不是。 我们不被允许说话,我只能摇头,但心里很想问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名字。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名字很陌生。我在没事做的时候经常思考:我怎么是这个名字。我怎么知道自己是这个名字。别人一叫我的名字,我怎么就条件反射地马上给出反应了呢。 虽然说名字是父母取的,但我忍不住猜测,是否有命定般的哪一刻,母亲在看见这个名字时突然想起她还没有出生的女儿,坚持要把这个名字给女儿。所以也不完全是父母取的,或许有某种肉眼无法企及的神秘力量,赐予了我名字。 我用这个名字生活至今。 我也尝试给自己取过好几个笔名。第一个姓蓝。我本来姓黄,但我觉得不好听,所以连姓都改了。第二个笔名借鉴了我当时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名字。说是借鉴,其实更接近抄袭。作者叫顾西爵,我自己取的叫顾爵西。我喜欢“爵”这字的霸气,还把名字写在班级的桌子上。有天被曾经也看过小说的同学问起,我只好支支吾吾说自己把作者名字记错了,不愿意承认模仿笔名这种蠢事。 第三个姓闻人,单名霜,来自12岁时看的一本小说。闻人霜本体是一只白狐狸,他是书里一个不重要的配角。这本书是在学校附近的公共图书馆借来的。封面图是一个紫色长发的男人,穿着哥特式的衬衫。衣领那里有褶边,是白色的,被人写下“Super Junior”。留下痕迹的人很不文明,但我认同封面男人和Super Junior的颜值不相上下。 有人问我,书里有这么多角色,怎么就选了一只狐狸。我没能回答上来。这也许像父母给我取名,像月亮和太阳不会同时出现,也像人为什么要考试一样,本来如此。童年过得很漫长,每一天都像昨天的昨天,重叠了明天的明天。 我不是读书就是看书。 这本书很奇怪,明明是中世纪欧洲的背景,可是穿插了许多东方元素,狐狸竟然是九尾的。我记得里面还提到一个叫米迦勒的大天使,他是上帝御座前的七天使之一,最耀眼的天使长。他铁面无私地惩罚了书里所有犯错的人,就连心爱的人也不放过。 6岁时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了。可我却在12岁,童年快要结束时开始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 不要犯错,否则会受到惩罚。 就这样,我无比虔诚地相信着这件事。甚至有天和母亲说,我觉得自己终有一天会去接受洗礼。 母亲不能理解青春期少女的胡言乱语,她只回复:“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明天先给我去佛堂上香,求阿公保佑你考试顺利。” 我后来就长大了。没有信任何宗教,但在大学时选修过一门“华人宗教”,听讲师一再提起同一句话:“这里只有学术讨论,不要强加个人的主观意愿。” 为了更理解课程,我翻看不同的书。看到《西方文学理论十五讲》时,发现作者提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在这时最壮大,那时《圣经》里已经有完整的天使谱系了吗?我想知道米迦勒到底有多厉害。 但我始终没有去看《圣经》,我还有一堆论文要写。 写论文不是一件经常能顺利进行的事。卡壳或偷懒时,我常将它与小时候做不出数学题的烦恼相比。以大人的眼光来看,小学数学题肯定简单得多。但我也不想否认当初的痛苦。每个痛苦都是痛苦的,用现在的心境衡量过去并不会显得大方。 我在星巴克点了一杯星冰乐。店员叫我时,我拿过她递给我的饮品,上面正确地写着我的英文名字。 我花了钱,不想呆在宿舍,换了一个环境,却还写不出论文。塑料杯子顿时沉甸甸的,我突然产生某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下单的结果是无限放大我这些天积攒的愧疚。 事后愧疚没用的,米迦勒会惩罚犯错的人。 米迦勒的英文是Michael。我记得当年那个想传福音,顶着大太阳站在我家外面的外国男人,他的登山包上简陋地缝着这个名字。 哪天我走在街上,听到有人喊出“米迦勒”这个名字时,我一定一定会停下来,也会回过头。那部电影《Call Me By Your Name》的名字取得真好。虽然他不记得我,但我知道他。 停止从星座或MBTI认识我,请从一个名字开始了解我。 所以,不管谁都好,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我会马上想起你瞳孔的颜色、你登山包的牌子、宣传册给到我时你用的是左手或右手。那天有很多很多功课,我已经不想做了,我跟母亲发脾气。你说没关系,总会做得完的,你是一个好孩子,主保佑你。谢谢你走出来,主保佑你。 米迦勒会惩罚犯错的人。但米迦勒最初是一个温柔的天使。 我已经有英文名字了,所以我不能叫米迦勒。 我为什么不叫米迦勒呢——我不可以的,我会犯错,再小心也会。可是我好喜欢天使,所以我选择了那只曾蜷缩在他脚下的白色狐狸的名字。 相关文章: 戴晓珊/如果人会死 露凡/听听那虫鸣 杨嘉婷/消失了的龙珠
4月前
我总能清晰地记起母亲的忌日。那是2003年12月23日,就在圣诞节前两天。尽管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20年,她的音容笑貌和对我们的无尽关爱,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 母亲是一个精明能干且极其刻苦耐劳的中国传统女性。父亲去世得早,我们9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她性格温和,待人亲切,非常健谈,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虽然识字不多,但她的好人缘使她朋友众多。她常常告诫我:“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尤其是在我离家去新加坡升学时,她也不断地叮嘱我。 小时候,我们一家十一口依靠父亲当私人司机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父亲失业后,母亲毅然决然地开始制作糕点,糕点做好了之后,由父亲用脚踏车载到咖啡店寄卖。制作糕点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晚上早早就寝,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母亲制作的糕点全是手工的,有七八种之多。每一种糕点从磨面粉、煮馅料、塑形到烘焙,都要经历多个繁琐的过程。靠父母两个人的力量非常吃力,所以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兄弟姐妹就帮忙,分担父母的工作量。 每天,当糕点做好出炉时,天已破晓。父亲开始把一篮篮的糕点用脚踏车载去街上的咖啡店批发。虽然糕点送出去了,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接下来,我们要立即开始收拾、打扫和清理。稍作休息后,到了中午,我们又得开始准备制作新一批糕点,例如磨面粉、炒花生、煮绿豆等,一直忙到傍晚。父亲又得骑脚踏车到街上咖啡店回收卖剩的糕点,并点算收账。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以继夜地工作”。 掏出积蓄坚持孩子升学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那是1956年。母校关丹中华中学没有开设高中课程,学生若想继续升学,只能前往外州或外国。当时我考虑到家境贫困,家里制作糕点需要我帮忙,所以放弃了升学的念头。然而,母亲坚决反对,她坚持我必须继续升学,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她从房里拿出一个陈旧的包袱,交给我说:“这是我多年储存的钱,你拿去读书用吧!”我很感动,犹豫不决,但在母亲的再三坚持下,我最终接受了。 在50年代,许多关丹的初中毕业生远赴新加坡就读高中,因为新加坡有几间闻名东南亚的华文学府,而且马币与新币同值。最后,我与几位关丹同学在一班旅新同学的游说下,进入了新加坡的一间中学。 1957年,我进入新加坡一间中学的第一年。那一年,正值马来亚人民争取摆脱殖民统治、寻求独立自治的时期,民族主义思潮在各族群之间风起云涌。作为华文中学的学生,我感受到了划时代的思想冲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关注,经常在课余时间与同学探讨政治议题。 处在这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又在这间历史悠久的学府受到五四运动文化的熏陶和磨练,我从一个文静、沉默寡言的人变成了一个活跃、开朗的文青。在新加坡求学的3年里,社会动荡不安,罢工与罢课事件层出不穷。我曾亲眼目睹警方动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甚至用警棍追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最难受的是眼睛被催泪弹的烟雾刺激,眼泪与鼻涕夺眶而出。 受到时代的感召,我也义不容辞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结果引起了警方和政治部的注意,成为他们的黑名单一员,时常被传唤到警察局问话。每次学校假期回家度假,我都会无缘无故被传唤,令母亲坐立不安。 有一晚,当我在房间收拾行李准备次日启程回新加坡时,母亲突然跑进我房间,满脸愁容地对我说:“孩子,你这次出去,要小心保重。妈妈有件事求你,这次回去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参与任何活动。如果不幸被政府抓去坐牢,你叫我们怎么办?你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对你期望很高,你要听妈妈的话。”说到这里,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流了出来。为了不让我看见她流泪的双眼,她急忙转过头去擦拭眼泪。 从小到大,我没看过母亲流泪,这是第一遭,那一刻我被吓得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激动得讲不出话。尽管事隔多年,这感人肺腑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为了此事,我的心里很矛盾,很挣扎。亲情与激情难以取舍,我了解母亲的感受,爱子心切,然而,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时代,我无法明哲保身,置之度外。最终,我违背了母亲的规劝与嘱咐,仍然选择继续参与活动。如今回想起来,总觉得内疚,愧对母亲的一片苦心。 母亲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无怨无悔地抚养我们长大,她对我寄予厚望,无时无刻不在鼓励和支持我。最终,我没有让她失望。在她晚年时,我也有机会尽一点孝心,让她享享清福,含饴弄孙,安享晚年。 回乡探望当年滞留中国的大儿子和大女儿(我的大哥和大姐)是母亲多年的心愿。然而,由于当时马来亚与中国尚未恢复邦交,她一直无法成行。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1992年中国开放后,我亲自带母亲回乡探亲。 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一步出机场闸门,便看到前面有一行人拉着红布条欢迎我和母亲回国,他们是来自客家世界联谊会的代表(当时我是淡属客家公会的会长,我在启程之前曾经把行程告诉当地的客家世界联谊会),梅县的县长也到场迎接我们。 接着,他们更用专车接送我们到当地的华侨旅店下榻,全程热情款待,母亲感到老怀安慰。这一趟回乡探亲之旅,是母亲相隔47年来首次与哥哥姊姊重逢,能够与一家人团聚,算是圆了母亲多年的心愿。
6月前
自从有了卫星导航系统,我从不需要记下抵达目的地的路线,即使沿途有多么绮丽壮观的美景,我都无暇欣赏,眼睛紧盯着前方,耳朵专注在聆听系统发出的指示,真正做到心无旁骛。然而心无旁骛,不但让我错过了许多,对于脑力训练更是毫无益处。 因为惯性依赖,由于惰性使然,我不再是那个靠着手绘地图穿梭在大城小镇的探险家了。于是,在一站又一站的风景中,除了与标志性建筑物或景色照相,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据,我的心不再细腻如尘,我的眼不再观察入微,脑力缺少了寻幽探秘时的刺激与期待,飘浮在记忆边沿的就只剩下肤浅的相片佐证。 年岁渐长,记性越来越糟糕。我接受这是迈入中年的征兆之一,所以也不怎么难过。数十年前的人事物仿若昨日,历历在目;刚刚说过的话、做过事却像过堂风那样,轻轻拂过秀发,就吹散了。孩子经常笑我拥有金鱼的记忆,仅仅3秒,一呼一吸之间就消失了,我好像也的确如此。比如刷了牙后,和旁人说了一阵子话后,我会再进入浴室找牙刷,摸到牙刷怎么湿漉漉的,才恍然大悟这排牙齿不就刚刷吗?更甚者是,一张脸可以连续涂了两次护肤品,然后孩子惊讶地指着我:“半小时前不是涂了吗?妈咪真的那么怕老?”有一次,十万火急的冲进迷你市场里买东西,从下车走进店铺里的电光石火间,我恍若置身迷雾中,忘了自己所为何事,忘了一路上心心念念非得立刻购买的那样物品是什么。 记得太多反而是负担 幸好,并非全部事物我都会忘记,比如下厨时,我就不会出现连下几次盐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煮菜从不放盐,清清淡淡就一餐。因此,在厨房的时候,我可以暂时逃离健忘的困扰。又或者,我不会忘记一周内每天不同时段必须接送孩子的任务。因此,在我日趋严重的健忘症中,孩子对于我在校门口的准时出现还是信心满满的。我依然记得身边至亲好友的生日,哪怕已经多年不曾联络。即使是小学同学,那些隐藏在社交媒体上,已被洋化了的中文名字,依旧是让我们偶然擦肩而过时,可以冲口而出的叫唤。 对于数字,我是绝对迷糊,报起价钱时不但数目前后跳跃,还会倍增倍减,完全随我意念说出来。一包椰浆饭两块钱,我会记成3块钱,数日后再去光顾,回家时很开心地说椰浆饭竟然降价哦,老板真是佛心经营。又或者6块钱一包鸡饭,我的脑筋会自动打结,将它变成4块钱,然后再去帮衬时,控诉老板怎么短短数日又再涨价,真是牟取暴利的奸商。诸如此类,家人都见惯不怪了。 身边不少建议,叫我吃核桃补脑,多吃葡萄、猕猴桃、鸡精……都是很良善的意见,但是我丝毫不着急。任由大脑去筛选是件好玩的事,我乐此不疲。即便同样的事我多做了数遍,也不觉得怎样。同一本书,我可以买了两次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内容怎么那么熟悉?结果,我家里收纳了不少相同的书籍,偶尔送给朋友结缘。同一个人,我可以连续见面数次,却还记不了名字。没有关系,我安慰自己,除却记性差,顶多是加一项脸盲的特质。交待下来的事情,如果没有记事本,我也会忘个六七八九的。电脑输入太多文件会当机,我的脑子也这样。 琐事糊涂,数字迷糊,予我似乎没有任何损失,我依旧快乐地过我的小日子,忘与记不过是生活的调味品。有时候记得太多,反而是个负担,它会反复出现在梦境里,提醒你不要遗忘,醒来后,令你不胜唏嘘。老家就是深嵌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无论我身在何处,无论我这一生搬迁了多少次,老家永远会准时地出现在梦境里。我是个玩泥沙的小孩、或者跟着兄弟姐妹们和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要不然就是逢年过节时,家里人山人海的情形。教师是我曾经的职业,也是自小唯一的愿望,但后来的我因为一些原因离职了,于是学校成为老家以外的另一个梦境。我在梦里重回校园,身分有时是乖巧听话的学生在听课,或是执起粉笔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和校工一起粉刷校园……一切都十分快乐,然而梦醒时分,却往往因为戳破了幻影而让自己一整天闷闷不乐。 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会喜欢悲伤的回忆,但偏偏就是这些流过泪的点滴在记忆里长茧,深耕下去。快乐就像笑声,荡漾四周后就随风飘散了,虽然它偶尔会让我记起那些支离破碎的过往,但是留给我的是更多不再重来的遗憾。我经常告诉自己的脑袋,记不记得都不要太勉强,命运会做出最好的安排。记得太多,人生反而过于沉重。忘记,有时也是一种成长。它必定经历过磨炼而沧桑、而沉淀,而充满智慧。 那么说来,记得不记得真的不那么重要。
10月前
夜里,我坐在床边,失眠无意间已打扰了我好多个夜晚。在那漆黑的房间里,自己的心跳声成了唯一的助眠工具。不知为何这夜晚格外宁静,宁静得让人诧异,宁静得让人无法停止思考。我坐的方向正对一扇窗户,窗户外隐约透露着一丝月光,想想也挺正常的,毕竟也快十五了。我缓慢地站起身,走到窗户旁,轻轻地打开窗户,我望向了那天空,月光中带着一丝朦胧。我望着月亮心想,当初的那道光真的有照耀到我吗? 回想起,那时的月亮也经常与我作伴。当初的我也是个怀揣梦想,年少轻狂的男儿。我父母总说我好高骛远,人生总想跳着走,一直做着一些不符合自己年龄段做的事情。可外在的评论无法影响我对这世界的看法,反而让我更坚信我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固执与执着这两个贬义词成了我坚持的根基。高二那年,我站在岸边望着对岸,能否抵达对岸仍是个未解之谜,可我还是选择踏出那一步。其实那时我对于追逐梦想不是特别能理解,只知道时时刻刻在思考应如何才能抵达对岸。 关于追梦的路途,其实我看到的和书里述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只看到一条很长很暗的道路,没有路灯,没有引路人,是否继续前行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双脚。这条路上偶尔也会有迷茫,困惑,怀疑自己,所以每到夜晚我都会一个人到阳台散散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对月亮说着这条路上的坎坷。 后来呢,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无论我做了什么,往往到上岸前的最后一步,都会因为很多因素而失败。其实在这条路上可能是鲜花和荆棘同在,可结局往往都对不起我当初认为的不可为而为之的心。从那之后,我常常以我追求事物的失败来定义我的人生,可难道现实不是如此吗? 这时的天空,一团乌云从远方袭来,很快把月亮遮挡掉了,天空瞬间变得死气沉沉,只留下了黑色的背景。仿佛在告诉我,曾经那段路有多黑,有多暗,可能只有走过的人才会明白。 希望有人能和我一起淋雨 “踏踏踏”,好像下雨了,这细雨落得很快,一阵微风吹过,让我止不住地打喷嚏。我披上了厚厚寒衣继续呆在窗边。可能是因为这几年自己的选择而经常淋雨,导致身体抗寒能力越来越差了。曾经淋雨都是一个人,那时的我想,其实自己渴望的并不是雨停,也并不是有人为我撑伞,我更希望有个人能和我一起淋雨,感受雨水拍打在自己身上,感受淋雨之后全身的潮湿。青春里最不可避免的可能就是一场“大雨”,那场大雨会教会我们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苦难。可我青春里的那场大雨好像从未停止,那雨淋湿了家园;淋湿了道路;淋湿了庄家;也淋湿了那炽热的心。 不久后,雨好像停了,乌云逃离了我望向的天空。总觉得雨会停,但并不代表会天晴。其实很多时候我总期盼好运的到来,可后来发现根本不存在好运与坏运之分,一切都只是命运的安排。可是“认命”二字从未存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我生活中的许多枷锁纵然没有钥匙,可我依然一直弯下腰地摸爬滚打,在看不到光的地方寻找钥匙。 突然发现月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消失在我视野里。月亮的落下仿佛在告诉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个失眠的人在慢慢看着月亮的升起。 我看了看床头的闹钟,也快天亮了。一个不眠的夜,想了很多,可这样的夜晚并没有给我留下答案,只留下了一个孤单的早晨;留下了伤感的背影;也留下了悲观的态度。
10月前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 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 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10月前
今年1月24日,我们飞去海南岛旅游。隔天下午导游告知,原定的石头公园及铜鼓岭,由于当天这两个景点不对外开放,去不成了,公司将以参观琼海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及万宁石梅湾代替。 红色娘子军?在我的记忆中,少年时代,大哥买了一个黑胶唱片回来——《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的交响乐,唱片的封套是红色的,一位芭蕾舞者腾空跃起,姿势美妙,与之前他购买的《王宝钏》《梁祝》等黄梅调截然不同。当唱片在唱机上开始转动,唱针划过,小号吹响了,序曲就像早晨的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光芒四射,震撼人心,令人热血沸腾。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心中激动,难以平静。红色娘子军是何许人?我毫无概念,后来,从大哥的口中,才知道她们与革命斗争有关系。母亲还是比较喜欢听苦守寒窑的王宝钏! 大哥在小学毕业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获选去国中升学,那一年,全校只有4人成功毕业,他是惟一的男生。考试期间,他的后颈生疮,只能挺直脖子作答,不能俯视,非常辛苦。从考场出来,他很沮丧,以为没办法考上,等到成绩放榜,他居然侥幸过关。大哥尚未去国中报到,邻居阿楠过来游说,劝父亲把大哥送去独中。母亲极力反对,父亲却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让阿楠带大哥去独中办理入学手续。多年后,我猜想父亲来自中国,深知接受母语教育的重要,才决定让大哥去独中升学。这个决定改变了大哥一生的命运,成为母亲心中永远的伤痛。她在我们面前,不知念了多少遍:“你爸就不应该听信阿楠的话!” 那是一个革命思想入侵学府的时代,后来我们才知道阿楠也是地下组织的成员,专门物色人才,为地下组织注入新血,大哥也成为她的目标。在学校,大哥非常活跃,积极参与校内的活动,如演话剧、办游艺会等。校园的一些活动被怀疑含革命的色彩,引起官方的关注。大哥升上高一,才读了3个月,见势不妙,为了避免受牵连,他决定辍学。他先在本地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后来买了船票,前往汶莱的一家咖啡店工作。一个17岁少年,离乡背井,孤身面对陌生的环境,吃了不少苦头。母亲心疼儿子,把怨气发泄在父亲的身上。她说:倘若在国中升学,接受英语教育,毕业后在政府部门谋个职位,有了铁饭碗,生活稳定,大哥根本不必吃这些苦。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大哥并没有加入地下组织,不然,他的故事得改写了。那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往事,时过境迁,当年的革命斗争,早就成为过眼云烟;独中也走过风雨岁月,在国家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栽培了许多人才。当我踏入琼海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心潮澎湃,那激动人心的旋律,似乎在耳际响起。这是修缮后重新开放的纪念园,迎面而来是娘子军的头像雕塑,下面题“曙光”二字。在雕像前拍照,有些女性游客换上军服,展示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园内有4组展示娘子军的英勇作战的雕像群,栩栩如生。 在馆内,导游向我们介绍娘子军的英勇事迹,我仔细聆听并细读展出的照片及资料。琼崖(即海南)土地革命时期,女子军特务连的故事就发生在万泉河畔的红色土地上。那个时代,琼崖妇女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处于专制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悲惨。五四运动后,她们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示中觉醒,勇敢向不合理的制度及观念提出挑战。她们要求参军参战,不怕牺牲;她们英勇杀敌,立下不朽功勋,确实为国家及人民带来曙光。根据资料,仅存的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业香,已在2014年去世,享年100岁。 参观纪念园的游客众多,当中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游客,他们小时候一定听了很多红色娘子军的事迹,或许当年曾经观看《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或芭蕾舞剧的演出。岁月匆匆,万泉河水悠悠,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却变成那么遥远。当年的红军已经作古,那个聆听交响乐的青涩少年,如今已经迈入花甲之年,令人不胜唏嘘。 大哥不埋怨命运 回国后我在老家遇见大哥,告诉他我在海南岛参观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问起当年黑胶唱片的来历,他竟然想不起来。我很好奇,后来那些黑胶唱片去了哪儿?三哥的记忆力极好,他说搬入新家,家里的旧黑胶唱片被搁置于房子后边走廊的桌子上,日晒风吹雨打,旧唱片损坏不堪,只好扔掉。多可惜啊! 现代人提倡断舍离,旧物品被丢弃是难免的,唯有通过文字这条线,把历史的珍珠串了起来,让后人浏览昔日的光辉。身为独中生的大哥,学生时代就喜欢写作,把作品投给报章的文艺副刊。这激发我对写作的兴趣,后来也走上写作的道路。 大哥停笔多年,如今我凭着一股热忱,指尖依然在键盘上敲击,把思绪化为文字,留下生活的痕迹。提起前尘往事,大哥笑了笑,虽然认同母亲的看法,但他也不埋怨命运。历史不能重新写过,我们只能盼望明天会更好! 黑胶唱片已经不在了,我通过网络,轻易找到这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乐。当序曲再度响起,我沉浸在这最经典的乐章,仿佛返回年少时光。恍惚之间,我看到黑胶唱片依旧旋转,唱针在上面游走,微微颤动。唱针像一支笔,站在历史的纹路,写下密密麻麻的篇章。当黑夜过去,曙光就在前方!
12月前
趁着一天下午空闲,我到附近的购物商场买回了一个日式烧酒瓶。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全是我的一时兴起,因为那在大学毕业典礼时收到的花束,已经彻底干枯。即使我已经将它拆分,扔掉了一部分,但它最初的模样依旧存于我的脑海中。 向日葵、满天星,还有像小球的菊花,它们被巧妙地安排在一起,成为我人生阶段的一个印记。我记得,那天烈日骄阳,我和朋友们都穿着黑色的毕业袍,戴着四方帽。顶着烈日,我们合照、欢笑、接受礼物,还有送别。我的离场是匆匆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时的自己为什么走得着急,或许是忍受不了炎热的天气。 我带着同学和师长之间的祝福,离开我生活了两年的小镇。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与他们的生活似乎按下了暂停键。原本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个落脚处邂逅。之后的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将一个陌生的地方变得熟悉,却在一场骄阳下散场,各自循着最初的轨迹归去。 从那时起,我大多只能通过社交媒体来得知他们的生活。 身在古晋的朋友无法出席我的毕业典礼,但他们也不算缺席。其中一位多年的好友,他告诉我,他们在金宝的花店为我预定了一束花。我按照发来的地址去到花店,迎接我的是一位年轻的男性,他应该是花店的老板。他捧着向日葵花束,笑着对我说道:“你的朋友都很爱你。” 我微笑着接过这束花。 在毕业的礼堂外,学姐拿着一束乒乓菊找到我。她对我说:“毕业快乐。” 我和她见面的次数不多,也曾一起吃过一两顿饭。更多的时候,我和她是在网上聊天。她很健谈。我几乎不用担心她会忽视我的信息,因为她总会回应。反倒是我,常在聊天的时候消失,动不动让人等上一个轮回。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到这束乒乓菊的可贵。 我的手中还有一束用毛线织成的向日葵。若是没有意外,她本该跟我们一起毕业,接受同一场掌声。她考试的失利使我们错开。在向日葵的边上,夹着一张小卡片。关于卡片的手写内容,我是在回到古晋之后才发现的。 “字没你写的漂亮,也没有你会说话,你就将就点吧!” “虽然老怼你,但是喜欢你看事物的角度清奇通透。” 我很少有机会,能够得知别人对我的看法。或许,在其他朋友的心中也会用类似的说辞来形容我。的确,我偶尔会好奇,试图揣测在他人眼中的自己。然而,我却不曾想过自己在他人心中是好的,但这早已不再重要。 美好事物又能维持多久? 后来,在礼堂旁边,我们一班人和师长拍了合照。因为我的着急离开,我并没有和他们留下除合照以外,更多的画面。在礼堂的走廊,我遇见了相熟的女同学,她正去找好友,中途间遇见了我,我们匆匆合了一张照。 我的脚步是匆忙的,以至于我的回忆断续成碎片,只能一点点拼凑。 午后,我拆开摆放了半年的花束。向日葵连同衬托它的满天星都已经干枯,乒乓菊的花瓣也不像最初那般丰满。我用剪刀慢慢地修剪它们。我留下向日葵的花瓣,将5支乒乓菊修剪得长短不一,轻轻用胶带缠好被我粗心弄断的满天星。 我原是贪心的,妄想要留下所有的花束。一开始,它们还是艳丽的模样,我以为它们还会再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只在转瞬间,我留意到了它们的枯萎。在它们离开土地的时候,结局就早已是注定。美好事物的遗失,想来往往如此,在不经意间的一次恍然大悟。 几年的时光,不算长也不算短,这已经足以发生许多故事。我面临着与花束相同的命运,离开了那片土地,记忆中的精彩和友谊,我又能维持多久。所以,我只能做出相同的取舍,留下花瓣、留下枯枝。 满天星被我贴在房间里的照片墙上。烧酒瓶里多了干枯的乒乓菊,塞满空隙的干花瓣。这个作品被放在我的书桌前,伴着我敲下一篇文字。 我遇见过一位男生,他总是试图留下一切美好,想要身边的人都不再离开。这本该是好的,可他却大意了。他珍视友情的存在,却因此使自己窒息其中。我何尝不珍惜那段时光,但在人来人往的世界里试图留下别人,本就是一种痴想。 当我擦拭乒乓菊上的灰尘时,又是一个毕业季的来临,那次因考试失利的女生也将迎来掌声,还有小一届的好友,我祝福他们。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不能亲手送上掌声和花束。但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终会再相聚。 我看着这瓶干花,饶有趣味。比起鲜艳亮丽,干枯的花色似乎更为永恒,如泛黄的书页、生锈的门把。我总算明白,念旧的滋味,在我风华正茂的年纪里。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