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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无论身处什么行业领域,付出努力成本后得到的成就感是很重要的,必须要有持续性的反馈,要么金钱,要么名声,要么能被人看见的发表版位,才能在一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对于新人,我总劝勉说投稿要趁早,得奖要趁早,成名要趁早,出版要趁早,有些烂作品在年岁增长后就不会再有勇气去出版了。别管是报章副刊、文学杂志、校园刊物或文学奖,稿费奖金多寡都不必在意,只要能够刷存在感的地方都应该要去尝试,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是谁,才能在其中不断获得反馈来为写作的热情续命。直到不再将写作视为一种兴趣,而是一种职业来对待为止。 出版作为写作多年的成果考核,能够仅靠投稿来达成这一步的人其实寥寥无几。近30年来,绝大部分的写作者都是从大专院校级别的文学奖起步,让读者和同辈写作者认识到自己的名字,已然成为一条从写作者到作家的捷径。作为一种加速推进的增长药剂,文学奖的药效是很明显的,尤其获得某些文学大奖,能够让人一跃漫长靠投稿来成名的过程,直接受到文坛和读者的瞩目。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得奖后就会成为作家,作品的质和量是同等的重要,如果没有后续的持续性投稿写作和计划出版,也会很快被人忘记。 让读者记得你是谁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无论是本名或另取笔名都好,都是一种自己名字的品牌塑造,决定了就不应该随意更换,名气关系到出版后的销量,以及是否会接到讲座和稿件邀约等事宜。要知道“作家已死”的观念仅存在于文学理论的理想假设当中,除却文学奖的匿名制度使得评审看不到作者的名字外,作家的名字和作品都是高度绑定的状态,笔下的每个文字和故事都会连结到作者的生平,写作风格和过往的每部作品当中,形成可追溯过往参考的庞大网状脉络,最终让人记得你是谁,写过什么作品,过去和现在的文字又有多少的成长空间。 在享受过文学奖的快感后,学会戒断文学奖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像靖芬在花踪文艺营对观众提问时的回复:“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不为”从来不是强制执行的明文规定,只是一种作家对自己的制约。对我而言,在出版第一本著作之前,年轻和乱投稿都是能被原谅的事情。但在出版第一本著作后,就需要学会爱惜羽毛,即便还符合年龄资格等要求,都不应该再参与校园、新秀、青年等较低层级的文学奖项,更不要去参加来路不明又奇奇怪怪的征文比赛。我想你也不会想要把得过什么作文比赛写进作者简介里,除了一些额外的零花钱,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意义。 对已出版多本著作,在文学领域耕耘好几十年,获奖无数的作家而言,早已享有文学史上的声誉,能够仰赖出书,开课或接到讲座和评审等方式来获取额外的收入和名气,实在没必要再靠文学奖去扩充作者简介,一再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即便报名参赛也应该是以书本为单位去撰写,如若出版过好几本著作还不能让读者知晓你是谁,出过什么书,内容大概环绕什么去展开,最终只能透过不断狩猎文学奖去刷奖金和存在感,也是件挺可悲的事情。就像你不会看见出过好几张专辑的专业歌手,再跑去参加选秀一般的诡异场景。 资深作家与新人的区别并不会只是年龄的差距,因此国内外许多文学奖的参与资格都不会,也不应该有年龄的限制,即便30岁也能欣然成为文坛的新秀。毕竟文学写作有人起步得早,有人中年才开始参与这趟旅程。起步年龄从来不是判断一个写作者的关键准则,活得久和跑得远才会决定一个作者的文学影响和地位。 有时选择放弃,也是种美德。 相关文章: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读诗会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成舅感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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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在市场萎缩的现实面前,依然有一批出版人怀抱理想,坚守阵地,持续推出好书。本文从台湾出版界的“两千册奇迹”出发,聊聊那些为了理想而挣扎的出版人,让大家一窥出版背后的故事。 要谈出版这件事,业界资深人士恐怕都会露出一番难以言喻的表情。 互联网与手机未出现前,就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若想害一个人,就鼓励对方去开出版社吧! 这玩笑似的黑色幽默,背后堆积的是出版业的心酸血泪。 脸谱出版社前总编辑谢材俊(笔名“唐诺”)在《世间的名字》散文集一书中,提到了“两千册的奇迹”这个公式概念。在台湾出版业内,有资格在资本主义横行的市场上存活下来的书,具体必须卖出达到2000册。而且这还不是一个能让出版社获利的数字,而仅是控制在让出版社老板不会太肉痛,姑且算是“赔一点点钱”的销售成绩。 在讲究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者眼中,恐怕对出版人的坚持是难以理解的。 ◢唐诺:将读者想像成同心圆 走进任何一家百货公司或是超市,随便点选一样商品,假设眼前的一包快熟面、一瓶可乐或一盒鲜奶,以普通人可负担的价格,却只能卖出去2000个单位;或者说在最初策划里,生产者已经知道这世界上可能只有2000个或更少的人需要它购买它,这样的商品真的可能被制造出来,放在面前的货架上吗? 事关书籍的最感人段落在此登场—— “书的最大奇迹是,就算全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居然还成立,还会被写出来印出来。” 而这2000人是如何组成的呢?唐诺这么形容——将2000个会买同一本书的人想像成一个同心圆,最核心也最小的一个圆是具备足够阅读能力,会读完整本书的读者。 然后再往外扩大的一个圈,则是“假装”的读者。他们或许还没足够的时间与能力或必要知识念完这本书,但偶尔心生善念想让自己学习更多变得更好,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会花钱买书来逼自己发奋图强。这样的读者类型,可能发生在每个人的某个人生阶段里。 可能是在遥望三毛与荷西携手的青春年代,手持一本《撒哈拉沙漠》,即便没读完或只看了开头没看结尾,但依旧无阻自己沉浸在流浪天涯的氛围;也可能是某天想在哲学里寻求人生意义何在,而买了一本生涩难啃的尼采或老庄。 到了最外围的圈,那就是一群误打误撞,在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误会的读者了。他们可能是被美丽的封面给骗进来,又或是给文案诱惑到掏钱买下。不过这种美丽的误会,对出版社而言当然是多多益善(笑)。 不肯定在马来西亚,需要多少册的销售量保底,才能让一本书有资格出现在各大书店里。毕竟各个出版社规模与流动资金各有差异,而且马来西亚作为多元种族国家,不同语言市场各自为政,也很难把过往数据统一做调查分析。 而“两千册的奇迹”这个公式是否在现时的台湾依旧通行,也让笔者头上浮现一个问号。毕竟翻看手上这本《世间的名字》末页,出版日期显示在2011年2月。而在13年后的今天,实体书要面临的对手,还包括各类竞相争夺人们注意力的手机游戏、社交平台、短语音视频以及电子书,可想而知这些挑战都让纸媒与实体书出版社愈发举步艰难。 虽然如此,台湾今年刚面市的两本新书—《做书的人》及《一人出版》,让笔者感受到当地出版业还存在着韧性与风骨。 《做书的人》由comma books总编辑陈夏民策划,与负责翻译兼采访工作的陈雨汝和摄影廖建华3人组团,远赴韩国采访当地10家独立出版社。 这本书里所采访的10家独立出版社,各有不同的出版主题方向,当中包括以女性议题为主轴的baumeà l’âme出版社、主打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二题纲、每期杂志选择不同主题,主题句总是“你……?”作开场的《概念志》、立志“把纸张当风味餐,想做出在山羊眼里最美味的书”的一页出版工作室、以“在地店家”为主题的研究志Broadcally……此外还有电影、诗歌等多元种类的出版品,让人从《做书的人》里就能感受到韩国独立出版社的蓬勃生命力。 在开篇的〈编辑室报告〉,策划人陈夏民便提到疫情前首次参与韩国书展,便被会场中独立出版专区眼前一亮的摆摊和策展设计所折服,间接促成了这本《做书的人》的诞生。 ◢“图书定价制”禁止随意打折 作为值得一提的亮点,是策划人在后部分以“图书定价制”(Fixed Book Price)为引子,让10家独立出版负责人提供他们对此制度的相关看法。 “图书定价制”是一项规定书籍在特定时间内须按照规定价格贩售,禁止随意打折或降价的制度。这项制度立意在于把书籍视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公共载体,而非一般商品。主要目的是维护书籍的文化资产价值,保障文化知识传播不过度被市场价格所影响。 简而言之,这制度有点类似马来西亚政府把鸡蛋、白米等列为统制品,只不过统制品的目的是让民生所需物品价格不会被抬高,以减低消费者负担。而“图书定价制”则是规范图书价格在任何通路都保持在一定价格内,避免滥价抛售。乍看之下似乎对出版业者更友善,而对消费者的荷包不利,但长远角度来说,却是可以打造较健全的出版生态环境,让书本的内容品质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不过书里受访的《概念志》和主打电影杂志期刊的三棱镜PRISMOF负责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到杂志类刊物在过期后,却因定价制度无法打折出售,这对他们的杂志销售反而造成阻力。但大体上受访的书籍出版社对定价制度都持正面立场,并认为书本和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息息相关。毕竟若是让人们习惯用更低价格来购买书籍,长远下来出版业相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可能被资方以减低成本保持己方利润的理由而压低。 访谈里每个独立出版社秉持着不同理念和方式,但同样都有着想传达某种想法、或说出自己想说的故事的动机,而持续不断做出更好的书。 而谈及要如何出版一本书的细节,可能因为访谈双方都是业内人士的关系,所以并没更深入去谈论出版流程这一块。如果你已经对出版有一定好奇与兴趣,另一本书—《一人出版》将让你更具体了解出版一本书的完整流程。 ◢日本出书流程,令人咋舌 《一人出版》是由日本资深出版人—宫后优子结合自己多年出版经验,从企划、编辑、印刷、行销的每个环节,将之拆解整理,同时呼应市场的实际需求,而撰写出来的做书指南。 本书第一章节中,将做一本书的流程分成30道工序,当中包括签订合约、计算成本、制作落版单、校对打样等,并且具体说明每道工序各自的必要事项。因应不同书种内容与形式,扩展读者对“卖书”通路选择的认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采访了多家日本当地的一人出版社,并记录下各个出版社的独到营运经验,组成第三章的内容。 作者书写整个作业流程的细致程度,让笔者边读边咋舌。像是在日本要获取出版者账号代码与ISBN,必须依照日本图书编号管理中心网站上的程序申请。在这里宫后优子提醒出版者,因为需要提供日本国内的住址和固定的室内电话,同时因为这些资讯将在网路上公开给大众查询,所以需要确保登记的是能公开的资讯。出于防盗等安全理由,她叮嘱独居的女性最好避免公开私人住址。 虽然笔者并没想过要在日本出版一本书,不过读完本书后,却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搞懂整个作业系统,真是一次奇妙的阅读体验(笑)。 对于出版这件事,作者宫后并非一股脑儿鼓励大家去做书,而是坦率直言了现实的难处,提供想从事一人出版的有志者更实用的知识和建议。 以上3本书,让人深刻感受到出版一本书的万般不易。万幸的是现在笔者依旧有好书可读可买。知识的专递过往一直都投过写与阅读来呈现,纸本书的地位虽无可避免因为科技巨变而受到撼动,但人们对书写及阅读的需求和意义,绝不会因此而消失。 因为想要把想法传递出去给他人这一点,是从古至今人类一直都有的渴望。 祝愿今后每一本被用心制作出来的好书,都有人认购回家珍惜收藏,用心阅读。 相关文章: 【读家说书】谁说大马人不爱看书?“吉隆坡国际书展”让我开了眼界…… 【全民读书会】 黄美锦:为何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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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到“年度出版回顾”与【读家选书】的季节了! 关于后者,副刊编辑室还在商讨中,择日宣布。2023年我们展望前方,也回顾并总结去年,本期先来看看2022年马华(文学与非文学)出版界,是什么样的境况。 2022年,各国人民终于迎来国家边境管制的松绑或解封时刻。即使并非每个国家都达到完全常态化,但综观全球的趋势确实已逐步迈向这一阶段。若回顾这一年的马华出版状况的话,那又会是一个怎样情形,而整体的发展又会是如何?2021年底,我以“挣扎的持存”概括整体出版的情况;而今年的话,我会说是来到一个“整装待发”的阶段。当然,如此的判断全来自与去年相比较。 根据有限的出版数字统计,今年整体的马华出版比起去年多了不少,数量来到破百本。不过,这保守估计的数字统计只限于与马华文学以及社科、文史、时事相关的出版,尚未纳入其他如杂志刊物、轻读物,甚至有可能出版了但没宣传的作品。一直以来,这些数字都仰赖笔者与副刊编辑的协力统计,期许未来有单位能提供更完整的数字统计与分析。 纵使出版数量比去年多出了一倍之多,这并不表示整体的出版业蓬勃起来。在笔者的观察中,这数量间落差应来自于去年严重疫情的延后出版,使得今年度的出版数量膨胀。不过,本地几家主要的出版社回到常态时期的出版数量,这倒是“挣扎的持存”后的一件喜事。另一方面,台湾的马华出版暴增也是数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且中国、香港也陆续开始引进了马华文学的作品。换言之,马华出版已不再局限于本地,开始航向不同地方的出版市场。 接下来,笔者将重点式回顾2022年整体的马华出版,并分为以下几个现象作讨论:❶非文学类占了超过一半的数量,以学术作品为主;❷马华文学作品航向其他华文市场;❸马华出版上多元与单一化的内容。 ◢学术作品最多  社科、文史为前二 前面提到,今年度的出版数量来到破百本的高峰。可是,只要仔细检索全部书目,非文学类的出版数量占了超过一半以上。不仅是以学术作品为最大宗,在内容分类上是以文学研究、社会科学以及文化历史为最多的3个类别。也因此,笔者才推断这不是常态性的出版,毕竟学术研究需要时间上的积累。不管如何,在这些众多书籍中,仍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书籍。 首先,必得提及的肯定是Syed Hussein Alatas的经典著作《懒惰土著的迷思》。原著早在1977年以英文书写出版,历经45年,我们才迎来由马华著名译者陈耀宗以及学者苏颖欣协力促成的中译本。这本书不只获得华文市场相当大的回响,更是少见学术作品能够二刷的出版盛况。另一本,类似探讨族裔课题的作品《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也是学者许德发长期以来研究的集大成。两本著作、两个族裔身分、两个视角,其实都意在为马来西亚社会的思想困境突围。非常值得读者两相对照阅读,为大马新政局提出反思与下一步的可能。 在文史类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扣合历史文化、历史人物、华人认同这3个主轴的作品,而白伟权《赤道线的南洋密码》是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作品。作者以自己过去在台湾与马来半岛的田野志,重新诉说两地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同样性质的作品,还有雷子健《地名采风录:一方水土一段古》,从地名的演变观望地区的历史变迁。我相信,两位作者的首开先河能够带领读者走入不同的意义世界,重新理解这土地上繁复的历史故事。 不只如此,周福堂的研究《马来西亚九皇爷圣诞庆典》也深入探讨华人长久以来的重要仪式,它是如何从神话开始发迹,最终运作为一种华人文化资本的象征。另一个,也是华人重要的食物象征,即是客家人的擂茶。张菁蓉《马来西亚擂茶研究:从河婆饮食看客家认同》追索河婆擂茶在地发展演变过程,并且指出它如何成为马来西亚客家人族群食物的象征。相似的课题,黄崇锐、谭丽屏《溯源寻根:吉兰丹华人迁徙足迹》则是以口述史的方式保留吉兰丹当地土生华人的生活原貌。3本都是华人认同课题上的精彩作品。 在华文教育历史中,经常被提及的两位人物:林连玉、沈慕羽,亦有学者作出相关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学者何启良一直都有沈慕羽相关的研究,而《沈慕羽日记研究·家族篇:志明堂荟萃》是学者从沈慕羽日记中,重勘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马来西亚华族迁移史。另一方面,学者徐威雄重新对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注疏,有助于未来的研究者回到林连玉的历史现场与相关脉络。除此之外,李亚遨、关启匡主编的《霹雳华文独中复兴运动与华教访谈录初编》一共收录31篇访谈稿,皆是来自于当年代参与运动的口述史与故事。这几本研究成果集结的著作都在相关课题上有相当大的推进。 ◢读本、研究与史料丰硕   马华文学大推进 回到马华文学研究的课题上,学者黄锦树《现实与诗意:马华文学的欲望》是其近年来对马华文学研究的集大成。扣合在现实与诗意光谱上的两端,黄锦树指出了马华文学长年来是以现实为其主导性而非文学性,主要原因是创作者以文争史的创作欲望。版图跨到砂拉越,台湾学者李瑞腾长期关注当地的华文文学,而《砂拉越华文文学的价值》汇整了其过去研究成果,也算是为读者提供新的观看与理解视角。不仅如此,本地马华史料学者在中国所出版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8)》,也将本地作家名单更新至2018年。一直以来,马仑的默默耕耘为马华文学研究留下不少珍贵的史料。 除了学者个别的研究以外,今年度也有不少有多位作者共同撰述的专书。最令人瞩目的是,那自然是由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3位学者一起主编的《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历经8年的计划、3年时间的编撰,该书找来66位相关研究者共同撰写趋近于文学史的大著作,那是绝无仅有的集体书写。长年来,张锦忠教授也领衔编辑不少马华文学相关研究著作,而今年也推出《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亚际南方:马华文学与文化论集》。3本集体的著述皆是近年来马华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除此之外,张锦忠也集结了过去评论与散文,出版成《查尔斯河畔的雁声──随笔马华文学II》一书。 ◢前辈笔耕不辍  马华新人辈出 一直以来,每年度的马华文学作品出版并不算多,但却也有亮眼的著作。本年度多次引起讨论的自是龚万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工少女》。小说以人工少女的视角重新游历疫后的虚构世界,重新指认残破的历史碎片,仿佛在提醒我们要为疫情后的世界做准备。类似作品,也有马尼尼为《多年后我忆起台北》用一个后设角度以抒情的方式,将自己对于台北的杂感化为一篇篇的散文。另一本精彩的散文集则是小说家梁靖芬《野风波》。作者认为,她对于散文的理想模样是“野”。实际上,这一本散文集里头有着文字驯化与野性内容的张力,读者不妨找来一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能见3位新人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实际上,郑田靖《鹿鸣》和欧筱佩《罅隙》中所收录的诗作读来不像新人,有着清楚的诗观和成熟的笔锋。前者更已成为花踪新秀新诗组决审的评委之一,可见圈内人对其有很大的肯定。另一位,亦是同辈写作人黄子扬——也已是成为花踪新秀散文组决审——一直都专注在散文书写,这次是集结了从写作初期的文字出版成《徒手杀死那只狐狸》。所谓的90后也来到30岁的阶段。或许,这样成绩也足见马华文坛的代际更新。相较之下,诗人李有成也于近期出版了《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收录了疫情期间的30诗作。前辈的笔耕不辍及其文学生命的经历,也被导演萧以涵用纪录片《他从鱼村来》保留下来。 ◢遍地开花 各地引介马华文学 综观整体出版的现象中,有一个值得留意的是马华作品多地的同步出版,以及其他华文出版市场的引进。龚万辉《人工少女》如同其前辈黎紫书的《流俗地》是采取台湾、马来西亚两地同步出版,当然这里头有国艺会的补助,才得以成形。相对的,《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也是采取台、马两地的出版,而这是为了因应疫情下的运费高涨而不得不的抉择,但却也意外地飨宴两地的作者。未来是否还会采取这种出版方式,有待留意。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开始大量引进马华文学组品。过去两年已有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以及和贺淑芳的作品陆续被引进,而今年度则是有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暂停键》以及邓观杰的《故事的废墟》(台湾版为《废墟的故事》),另外亦有在香港出版的《黎紫书小小说》。这些都在在显示马华文学市场的拓展,不再只局限于本地市场。同时,《告别的年代》也在今年度有了英译本。希望如此的现象能够让马华文学扩及到不同的世界,让更多读者可以触及到。 ◢多元与单一  马华出版的样貌 虽然笔者无法穷尽今年度所有出版品,不过大体能见马华出版的多元与单一倾向内容。除去上面提及马华文学多地出版,不论是首次推出或从他地引介,这俨然已凸显出马华出版已开始被各地方所接纳。笔者推断,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来是马华作家成为国外聚焦讨论的新对象,可能来自于好口碑、奖项加冕,也有不少作品被翻译引介到非华语世界。另一个原因,则是本地实际出版数额有限,已可见不少的出版社冒现,包括有加出版社以及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它们的出版为每年度的文学作品,增加了不少;而境外出版也一直都是补充马华出版的重要关键。例如,欧筱佩《罅隙》是在新加坡出版的。 相对的,我所谓的“单一”则是指马华出版上难见非学术以外的社科、文史的作品。例如,贴合时下社会氛围的《瘟疫蔓延时:新冠病毒大时代的集体记忆》以及由庄迪澎所主编的《改朝换代,理想崩盘——马来西亚的威权反扑》,这一类的书籍能够配合时事另建立起网络之外的对话平台,也同时保留了某个时代的记忆。可惜,并不多见。另外,由之间文化实验室所推出的《进击的网民:混乱世界中必读的媒体素养课》,这一类面向学生、公众的学习或具有指南功能的书籍,也是相当缺乏。或许,这些都是出版社可以着力开发的地方。 总归来说,2022年的马华出版是处在一个整装待发的过渡期。据悉世界局势的改变使得原物料大涨,纸张亦不例外。出版市场总是在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但唯有读者的存在与大力支持才是让他们持续下去的可能。
2年前
今年,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新诗组因遭康文署取消得奖资格而从缺,评审亦被指责需遵守香港法律。原在去年业已评定的二本获奖诗集与候补作品,分别是周汉辉《光隐于尘》、陈李才《漫长的雾 黝黑的光》以及曾泳聪《戒和同修》,在比赛时隔一年半公布成绩之际被消失,去年12月更是在公共图书馆惨遭下架。如此,文学奖作为一种“权力游戏”,必然有其“游戏“运作的机制——如某种(潜)规则的确立。然而,是谁赋予了制订规则的权力?作为参赛者的我们,是否又能对它产生全然的信任? 当你主动参与,似乎便承认了这么一种权力。双年奖新诗组事件的发生,彷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奖机制所存在的缺陷,继而引发“我们还能否相信文学奖”的思考。文学奖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新星亮相的舞台,然而对身为数字原住民的90、00后写作者来说, 文学奖不再是他们展现才华的唯一舞台,如此一来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而参赛(或不参赛)?又有没有人曾对评审机制起疑?且看看十位已在国内外文学奖崭露头角的年轻写作者怎么想。 报道:本刊 梁馨元 照片:受访者提供   1. 你(还)会想参加文学奖吗?   2. 若会,为什么?(请勾选最多两个) A:奖金 B:个人价值 C:出版机会 D:伙伴 E:作品被评价与讨论的机会 F:其他   3. 你认为到什么样的情况会不再参赛?   4. 文学奖输了怀疑自己或评审? A:应该是自己不够好……吧 B:额,还是很喜欢自己的作品啊,可能换一批评审就不同结果了   5. 未来有一天,参赛与当评审的机会只能择一,你更想选哪个?为什么? A:参赛 B:当评审   6. 若今天你被赋予无上权力,因而可以挑战文学奖的机制,哪个部分是你首先想到的?   郑羽伦 * 著有诗集《如果时间尚未磨损》,毕业于拉曼大学生物科技系,现于管理与科技大学就读工商管理硕士,并同时任职医药产业。曾获海鸥文学奖、花踪文学奖新秀新诗奖、台湾宗教文学奖、台湾X19全球华文诗奖等。   1. 会 2. A、B 3. 拿了3座花踪新诗首奖或40岁以后就不参加单篇竞技的比赛了。 4. B 5. B。那时创作历程更丰富了,得到的多,跌的倒也会更多,可以分享给参赛者,也可以看看各个参赛作品的思路,产生创作的思维碰撞,也可以提升自己。 一直参赛怕给人家讲。 一直参赛如果还不得奖更加__(我指我自己罢了。) 6. “创作月薪RM20k”,为期两年。 增聘各个年龄层的评审,从20+、30+、…、60+至少五位,单一年龄层的评审品味差距可能不远,一些前卫的玩法可能难以被接受。 新诗组五十行的行数限制应该改为三十五或四十行以内,因为不是每位作者都擅长把诗写长,二三十行以内的好诗也很大可能会在比赛中败给写满五十行的作品,因为写得不够大不够满。 建议花踪把评审奖名额从一个增加至两个。 新诗的篇幅较短,可以尝试取消单篇竞技的机制,改为以3至5首作品参赛,这样或许可以制衡大题材在比赛中的优势,如果5篇作品都是大题材,很容易产生审美/阅读疲劳。”   卢姵伊 *1993年生,吉隆坡增江人,毕业于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任职出版社编辑,与叶福炎合编《什么?!诗刊》。曾获旅台文学奖散文首奖、海鸥青年文学奖散文首奖等。 1. 会 2. B、E 3. 已经在该组别获奖,或已出版的作品得到肯定 4. A 5. B。借由参与讨论作品,希望和其他评审能够更多交流,并且为心目中的好作品争取位置。好作品当然是主观的,除了作品足够优秀成熟,也要注意有没有不同的风格,可以为当下的文学环境带来刺激。 6. 增加没有国籍限制的翻译奖项吧(将马华文学翻译成英文)   黄子扬 * 黄子扬,曾获锺肇政文学奖、方修文学奖、嘉应散文奖等,著有散文集《徒手杀死那只狐狸》。 1. 会 2. A、F: 奖杯很漂亮(比如花踪、海鸥和台北文学奖) 3. 等拿到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奖中的文学奖(比如时报/花踪,林荣三是不可能的了)之后,就不会再(以单篇)参加比赛了 4. B 5. B。小孩子才参赛,大人就要当评审(爱开玩笑)(结果自己还在参赛)。说真的,参赛是为了被看见,但评审是去进行「看见」这个动作。我自己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领受了太多别人的鼓励和恩惠,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有祝福新人的力量。毕竟文学奖就是一个大家在平日创作中使出最大实力/企图心的一次越级打怪,透过评审工作,认真阅读并给予实际看法和建议就是其中一个帮助新人的方法。至于得不得奖其实只是一个运气的机制,至少我尽好当一个读者的本分,为好作品加冕。   6. 须视个别文学奖而论。我希望花踪从截稿到颁奖典礼三四个月内就结束、得过首奖不准参加下届比赛、提高新秀奖金等等。我希望马来西亚多有一些出版类的辅助计划(也可视为文学奖?),像台湾国艺会或教育部的那种,或类似台北文学奖年金类,以提交「出版计划书」并写成书本来办,多刺激书籍的出版而不只是单篇竞赛。最后其实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没什么机制好挑战的了,因为马华文学也没什么文学奖了呀(苦笑)。被赋予无上权力的话我倒希望马来西亚多举办一些文学奖,不然新人很难出头。   郑田靖 *96年生于大山脚,厦大中文系与北师大比较文学硕士毕业,南加大东亚系博士生。曾获海鸥青年文学奖、全国大专文学奖首奖等。出版个人诗集《鹿鸣》(2022),诗作入选若干文学选集。主编《口口:马华有声诗刊》。 1. 会 2. 不排除参加,如果参加也不会有特殊的理由,想参加的时候参加。 3. 觉得参赛不重要如无法提升自己的时候 4. B 5. A。二者不是上下阶级关系,而更多是不同的体系。作为有创作欲的作家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比创作(乃至于参赛)重要。担任评审只是次要的。担任评审不是为了让你自己有优越感,平时当玩笑来说还行,要真那么想就真的价值扭曲,担任评审背负的其实是对作品以及更宽广的文学批评与接受史的重要责任。况且,好的作家未必是好的评审,自己能写得好与能够批评完全是两回事,给不会批评的好作家当评审就是一种资源浪费,也会伤害参赛者的最佳利益。 6.我可能不太会去“挑战”(别人办的)文学奖机制,不满可以用很多“抗议”的方式:不参赛、批评或建言。机制是活的,是人定的,没什么不能改。非常现实的说,马华文学圈的文学奖建制并不是很成熟,当然很感激有这些出钱出力的单位/爱文学之士不遗余力地支持,但方向不太对,恐怕事与愿违。有些文学奖确实对于文学奖机制要更有敏感度,比如单篇文学奖的定位,以及所谓“老新秀”等现象该何去何从,这都需要深刻检讨马华文学大环境的变化。文学奖对文学圈的阶层流动有不少作用(反作用亦然),为此就应该更加谨慎,适时而动。公开展开说明未必是好事,如果有(好几个)文学奖筹委会觉得有必要,可以再联系交流,一起改变,总比单薄的力量来得好。   王晋恒 *马来西亚90后青年写作者,曾获花踪新秀文学奖、金车诗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及全球青年散文奖等文学奖,作品散见于报章及文艺杂志。 1. 会 2. B、C 3. 水准已经超越该文学奖 4. A 5. A。因为我享受匿名投稿,试验自己实力的过程。每一次参赛,都会觉得自己的创作力再度回归鲜活的状态。 6. 得过奖的应该被禁止参赛几年,把机会让给后进。   陈宏量 *96年生,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爱诗,爱歌,爱一双能发现美或不美的瞳孔。苟活于世,庆幸学会了写作,能与身边的人砥砺前行。曾获花踪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 1. 会 2. B、E 3. 足够被认识的时候吧,毕竟从写作扩展开来的朋友圈,对我来说是相当珍贵的。 4. B 5. A。当评审很累,甚至酬劳可能还比得奖的奖金少。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也有所不同,就个人而言,会倾向喜欢得奖的成就感多一些。 6.设定曾获奖者不能再参加上一次得奖的单篇组别,但可转而参加其他组别,从而让更多作者与作品被看见。   陈凯宇 *97年生于吉隆坡。2020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修创意写作),2022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曾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联合早报》金奖、花踪新秀文学奖、港大散文奖。 1. 会 2. C、E 3. 不再需要经过文学奖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再写作 4. B 5. B。希望用另一个位置看待写作、审视自己的写作 6. 文学奖题材   丘凯文 *99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学海》专栏作者。曾获花踪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方修文学奖、海鸥青年文学奖等奖项。作品散见于《香港文学》《滇池》《马华文学》《文艺春秋》等国内外文艺刊物。 1. 会 2. A、B 3. 功成名就(?) 4. A 5. A。因为听说本地评审费不高(逃) 6. 增加出版基金类的文学奖   上官宇恒 *00后,柔佛居銮人,《大马青年》投稿小组成员,曾获国立中兴大学中兴湖文学奖、銮中文学奖、游川短诗奖等。 1. 会 2. B、E 3. 已经出书,并且有能力完成自己理想与想像中作品论述时。 4. B 5. B。当评审可以看到更多的作品,从作品讨论的过程中,看见其他创作者所以写与说的不同视角,也可以透过作品回应自身创作技巧和理念。 6. 评审制度的部分吧。通常文学奖特别是复审和决审的人数基本都很固定,除了评审真的能够以相关经验对作品感同身受外,大部分评审追求的还是四平八稳的作品。所以很多好的作品可能不够完整或是未能与评审的经验产生共鸣,就被刷掉。我其实很希望到了决审环节,除了是以评审团讨论的方式外,希望也可由读者群参与。这读者群未必是专业作家也可以是其他不同身分,以阅读作品后给出分数,但不参与讨论。最后以决审评审和读者群两边占据各半分数之总和来决定成绩,感觉会让有趣程度和技术整体性的最终判准提升更多。   邱然 * 00后,毕业于居銮中华中学第三届文科,目前为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大一生。槟城全国微型小说、同窗文艺奖、全国瑞玉杯散文奖、寸草心征文比赛等。 1. 会 2. A、F: 喜欢文学的竞争,输掉也没关系,就当做学习 3. 当有一天我写诗如李白、泰戈尔;写散文如培根、余光中;写小说如紫式部、托尔斯泰,那我应该就不参加了! 4. B 5. A。我会选择参赛,除了我的能力还不足以当评审以外,参赛可以给我带来的收获和快乐会更多。 6. 可以的话,像诗歌这一类短篇幅的文体,前十名或者冠亚季的名次讨论,我希望可以被安排在颁奖礼现场。很想看评委是怎么权衡和抉择冠亚之争的!   系列专题: 【跨年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司法篇】当判决出现争议时,我们还能相信公义吗? 【跨年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政治篇】当选票无法替我们说话,我们还相信政治能重整国家秩序吗? 【跨年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诈骗篇】当诈骗手段防不胜防,我们还能相信这个世界吗? 【跨年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教育篇】当大企业招聘看重能力时,我们还能相信大学学历吗? 【跨年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网红篇】当网红行销踩地雷时,我们还能相信名人代言吗? 【跨年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灾难篇】当救灾无力、灾民自救时,我们还相信政府能消灾解难吗? 【跨年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虚拟世界篇】当元宇宙梦想欲振乏力,我们还能相信NFT和元宇宙有未来吗? 更多文章: 【档案馆/01】国家档案局──留住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档案馆/02】马大档案馆──旧照片,承载马大那些年的回忆 【档案馆/03】来西亚设计档案馆──探问设计找寻答案
2年前
其实自患上红斑狼疮后,我就已有脑雾的症状。如今,我身边最紧密训练我的脑力的便是我儿子,他叫小e。 《狼的日与夜》专栏开始至今,已有两三年,这些年来除了分享我的个人患病历程,也收到许多读者的慰问。感谢大家。然而,在这个专栏书写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患病可以是一个人的事,也可以是大家的事。一个人或许会被大石压得无法动弹,但两个人甚至更多人在一起对抗,大石就不再那么重了。 虽然病情稳定,但我仍免不了吃错东西、晒了太阳,导致身体不适,始终休息个几天,又恢复过来。自己要记得怎样解决那些不断重复的老毛病,尤其是对所有征兆保持高度警戒,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毕竟小洞容易补,扩大后就不只是洞了,可能是沟,也可能是黑不见底的深渊了。 从外表看来,我大致已和平常人无异。若不仔细和常人对照,就不会发现我的皮肤是灰色的,眼珠有点突出。有些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例如说太久的话,脸部肌肉会疼痛。注视太久,眼珠也会疼痛。听力比一般人弱,总要把手放在耳边,要求对方重复,努力听几次才听清楚。温度太冷,就会血液不循环,脸色苍白,容易昏睡。总是不能维持一个坐姿或站姿,常摩擦手掌、腿部,摆动身体,其实不是我不安分,而是我的肌肉和关节容易僵硬,必须时时活动,避免因为僵化而行动不良。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