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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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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船

3月前
11月前
1年前
1年前
(一) 回头一想,去参观铁船原本不在行程计划中,倒像是冥冥中的安排。 之前一整个星期在实兆远,红土坎,布先,甲板,天定河口一带徜徉,即是漫游,也频频俯首捡拾历史碎片。冠病疫情来到末期,社会管制日趋宽松,而连日奔波,尤觉得需要稍事休息,保持体能,尤其免疫力,好继续底下另一半行程。感谢优大李树枝兄和世俊、丽丽的接待,一种回家的温适感,顿使身心获得松弛,休憩,精力恢复了。丽丽突然问道:想不想去参观铁船? 树胶和锡矿曾是昔日马来亚的经济命脉,既使它成为英殖民政府不舍得放手的下金蛋的母鸡,同时也形塑近代马来亚多元民族的社会面貌和自然风土地貌。胶林、矿山曾是马来半岛最具特色的景观。70年代初期我曾经到过开采锡米的“金山沟”,看过水笔冲刷矿坑泥壁,看过 “洗琉琅”。知道铁船开采是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却从未有机会“上船”见识。上山以后,对铁船想像又再加深,因为不少抗英初期从霹雳上队的老同志,不止一次讲述他们在铁船劳作的日子。那艘静静停泊在大脑一隅的铁船,经丽丽一提,霎时轰隆作响起来。 上个世纪20年代,马来亚80%的锡矿场,由本地华人经营。1912年欧人采用铁船开采技术后,比重开始向外资倾斜。至1930年欧洲资本锡产量已占生产总额的五分之三;1939年增加到三分之二,遥遥领先了。一艘铁船重量少说3500吨,最重的可达6500吨。组装建造需要的时间、资本,不是一般华人矿家负担得了的。我们去参观的“丹绒督亚冷5号”(TT5铁船),就用去18个月和耗资300万叻币(海峡殖民地货币单位,现在货币3亿令吉)才组建完成。马来亚采矿业高峰期,近打河流域就有十多艘铁船。在采锡期间,铁船一天轮3班,约70名员工日夜不停操作。这里正是当年聚集最多产业工人的劳动场所。 “丹绒督亚冷5号”(TT5铁船),离金宝市区不远,驱车大约半小时路程。它孤寂地搁浅在废矿湖上,见证着霹雳采矿业从辉煌走向没落。锡米原本主要用在军事子弹和罐头制造工业中,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子弹的需求量很高,拉动采锡业的蓬勃。随着战争结束需求锐减;加上铝和塑料的出现,取代了锡的诸多用途,更给采锡业带来致命打击。 1985年国际锡市崩溃,采矿公司纷纷倒闭,绝大多数铁船被当作废铁变卖。这艘TT5铁船,奇迹般地成为孑遗。一个机遇让它告别锈蚀的前世,获得鲜亮的今生——1992年TT5转赠霹州政府,开发作为霹雳州的旅游景点之一。 我们戴上工业安全头盔,跟随导游登船。我揣着几分兴奋,几分忐忑,记忆里无法清晰勾勒的岁月即将在眼前展现。这艘TT5铁船重4500吨,船身长75米,宽35米,深度达3.8米,高约5层楼,远观宛然一座大厂房。而被称为“铁船”又十分贴切,它停泊在湖上,不远处荷叶田田泛着绿意;整个身躯包裹着灰冷坚硬的钢铁,插向天际的巨大铁臂,牵系着不同斜角绞紧的钢索,层层叠叠的铁板架,铁栏杆,铁阶梯……上到船来,脚踩着铁甲板,单调的“控控”声响,仿佛来自历史的跫音。 铁船一共有3大层,楼下是各种机械的运作,二楼是过滤工程,顶楼是采集好的矿物。站在巨大的、重达2.5吨的挖斗跟前,导览员讲述挖取锡米繁复的过程,她说,像这样的挖斗共有115个——首先斗链不断旋转,挖斗跟着移动,深入矿湖挖掘矿砂,再把混合矿砂的泥浆输送到筛选器分离出锡米。开采出来的锡米装入锡米桶后,利用电缆送出船外,运到工厂溶解加工。 天光斜射进铁船内,各类不知用途不识名称的器械都已成为展览的摆设,蒙罩着旧年月影影绰绰的光晕。我仰头瞥见一个斑驳的告示牌子,用英、巫、华、印四种语文写着:安全第一!原来今天这个耳熟能详的工业安全标语,早在百年前就已出现在这里。老同志讲述的劳作情景,血汗在机器的喧嚣中飞洒;压榨,屈辱,共同的憎恨;工友间相互关爱和团结;抗争的勃勃火苗,在历史阴暗的一角闪烁。 (二) 在这艘以“督亚冷5号”命名的铁船上彳亍,我不由得想起杜龙山、杜龙水、杜龙川三兄弟。三个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为推动社会进步,为反殖,抗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龙山、龙水二战时期被日本侵略者逮捕,慷慨就义;龙川则在战后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出境,永离故土。大马前辈作家驼铃,与杜家同是老家在实兆远甘文阁地区的亲戚,上南华中学时,他就住在镇上杜龙山的店铺里。他记得,龙川曾经把一架几家人共用的磨椰机的摩哆拆走,供榨油作坊之用,其实那是一个情报工作站,主要接应联军136部队。而出生于1922年的杜龙山(赖莱福),更是马共活跃在霹雳州的先驱。也是马共领袖陈平和拉昔·迈丁的“引路人”。杜龙山和陈平都是实兆远人,他比陈平大两岁,同是南华中学的同学。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杜龙山受抗日感召,参加当地的“抗敌后援会”,成为负责人之一。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有一节写到身为学长的杜龙山,带马共领导人黄诚(张元豹)到南华中学发表演讲,“他动人的演说,打动人心,引起我认真地思考人生应走的道路”。第二天,他也加入“抗敌后援会”。杜龙山还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他心目中的“我的良师益友”。 而与拉昔·迈丁的交集,就发生在督亚冷地区的铁船上。杜龙山虽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原本是教师并兼任记者的他,为发动工人摆脱殖民统治,接受任务到当年产业工人聚集的铁船上,和工友一起,干着粗重而危险的劳作,每天却只有区区7角钱工资。拉昔·迈丁恰好在督亚冷的英资锡矿场当电气技工,他们在劳动中认识了,杜龙山被他视为“我真正的政治导师。”拉昔·迈丁说,当时他已经22岁,而杜龙山比他年轻,“我还记得龙山聪明伶俐,通晓中英巫三语,对政治和世界局势很有认识;我们对他印象深刻,而我们心中的很多疑问也都给龙山一一解答了。”他也在杜龙山引荐下加入马共,并成为日后马共中马来族的杰出领导人。1955年末的华玲和谈,他与陈平一起,作为马共方的谈判代表走进了历史。 1941年年底,眼看日军铁蹄即将踏进马来半岛,英殖民政府才同意释放关押在牢狱中的反殖志士。杜龙山出狱后,旋即带队前往新加坡,参加“101特别训练学校”。因为他通晓英文,教学中当翻译沟通,协助战友。队员之一的,后来成为六突领导人的张佐,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半世纪》中,记下了期间他们的生活起居。9天密集的各种武器以及爆破技术的学习及运用后,30名学员即携带一些简单的武器装备,奔赴前线抗日卫马。原定计划是返回霹雳老家打游击,但北行至森美兰州,雪兰莪已被日军占领,他们只能停驻当地,成立马来亚抗日军第二独立队,与侵略者展开艰苦斗争。 1942年7月,杜龙山调到霹雳领导第五独立队。当年9月1日,参加马共于吉隆坡西北9英里石山脚举行的第八次扩大的中央全会,由于莱特出卖,会场被日军重重包围,枪声骤响,与会代表英勇突围。他打完手枪里的最后一枚子弹,正要突破封锁,发现中央委员张凌云(小章、阿苏)小腿中弹受伤,他毫不迟疑停下来,用手帕包扎急救。日军潮水般又围拢上来,杜龙山从其他同志那里拿过一颗手榴弹,抛向敌人,率领大伙儿在爆炸声中冲出去!“九一事件”中,马共18位干部及战士牺牲。 1943年11月,杜龙山到第13中队开会,会后经过督亚冷,早上在和群众喝咖啡时,被突然掩至的日军包围,突围后他因为不熟地形,孤身陷入沼泽地里,手枪塞满污泥无法使用,最终被敌人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拖进日本宪兵部里。 在囚禁期间,他唱起激昂的抗日歌曲,吸引了也被关押在同一牢狱里的卡迪卡素夫人,探问之下,他们互相认识了。在她日后的自传《悲悯阙如》中,她记下这个一见面就获得她信任的,凭直觉就能判断是甘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杜龙山生前最后的片段。 他在给一起在实兆远长大的同学、同志、伴侣应敏钦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敏同志,日寇用硬的和软的方法都不能使我屈服后,看来是要杀我了。在这个世界上生离死别乃人生常事。假如我能再见到敏,我相信敏会更为坚强。” 烈士牺牲后,头颅被挂在怡保市场街口示众,那年杜龙山才刚刚过了21岁。 无法确定“督亚冷5号”即是当年杜龙山与拉昔·迈丁工作过的铁船。而杜龙山身负重任,在这个地区团结锡业工友,组织工会,他必得奔走在铁船工友之间,曾经造访这艘从1938年即开始投入生产运营的铁船,在这里留下他活动的足迹,完全是可能的。他的热血,青春,盛放在督亚冷的土地!他绚烂如大红花的生命,飘漾在陈平,拉昔·迈丁,张佐和卡迪卡素夫人的记忆中。 铁船静静躺在废弃的矿湖,如同许多过往,人事,也被遗落在历史的皱褶里。 在参观过程中,导览员指着一块厚厚的铁片,说,因为铁船上机器声终日轰鸣,在轮换班之际,要靠敲击铁片来通知。被各种现代资讯的杂音环绕,对历史的回望,或许也需要这么一声敲击——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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