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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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一半的梦】编辑的随身物和读物/林淑可

“她总是带着一堆数据线。”这是对自己的形容。有时候在想，书店店员是需要驻守在书店的人，但也需要随意走动，可能跟随活动或是到其他书店讨论和安排进书事宜。那编辑是不是带着电脑，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的人呢？我觉得不然，编辑和写作者的共同点是，两者可能都需要一个安静和舒适的空间工作。偶尔看到某个短片，主题约莫是“包包里面有什么”，那编辑随身携带的会是什么呢？作为MBTI人格测验中的“J”人，之前我的办公室桌子偶尔有些凌乱，四处摆放着不同的物品，但却也可以很整齐地堆叠在一起。从办公室移至茶水间，再从工作地方移到家里和咖啡厅，我想我需要的除了手提电脑，更多的是数据线、手机充电宝、手机充电器、电脑充电器、笔记本、手机、几支红笔和蓝笔或黑笔、一把尺、几本参考书、几个纸的样本。数据线是我工作的安全感，因为手机、电脑和充电器都会遇到无电，导致无法继续工作的时候，如果刚好电脑没电又还没保存档案，那一切就需重新开始和操作了。尺会随身携带，是因为需要测量书本的厚度、宽度和高度。我看过不同的编辑，有的会使用红笔校稿，有的则是使用蓝笔或是黑笔，但是不同的人校稿，笔的颜色也就不同，在这方面反而也没有过于讲究红笔是“教”的标准颜色，蓝笔和黑笔则没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会突发奇想，编辑背包里需不需要一些吃了会开心的糖果，或是一些咖啡，或是一支约见作者时可能需要画上的口红。编书背后的探索以我个人而言，编辑随身携带物其实没有很特别，我觉得跟其他人一样。但编辑的读物可能会各不一样——我是比较不懂得在各类书本取得平衡的人。我家有个书柜，不大，几乎放满了书和零零碎碎的物品，桌面也堆积着不同高度的书本。我不是个会冲动消费的人，但有段日子特别迷茫和难过，让我继续把日子过下去的办法就是在网络不断搜寻自己可能会喜欢的书，之后就立刻和书店订书。我不一定会立刻阅读那些书，却会很想立刻买下那些书。等书送来的过程和拿到书的过程，间接缝补了那段迷茫期。但是买下的书，必须限定自己在一年内看完，因为那不是炫书式的举动，买的书一定是自己想看的，只是需要挑时间阅读而已。我没办法很肯定地说编辑的阅读量必须很高，但阅读确实有助于编书。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必须存在。阅读量也很重要，但如果失去好奇心，就没办法享受编书的过程，也没办法开拓自己对其他新事物的接受度了。与其说阅读有助于什么，不如说阅读不同的书籍，也是开拓好奇心的一种管道吧，虽然阅读是静态的活动。因为喜欢文学，我的读物偏向马华文学和港台文学居多，也会阅读日韩文学和外国文学。但是一些版式设计和以编辑为主题的书本也会入手，因为在排版的时候会有所帮助。买下以编辑作业为主题的书，则是因为也想看看别人的编辑室日常。偶尔我也会阅读社科类和哲学类的书，之前也买了几本绘本。读物对编书会不会有帮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因为一些字句通顺和词语用法，以及一些书封设计、排版设计、书背文案等都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抄袭）。韩江的《白》，书背文案像是一种引力，让读者去靠近和了解。它以白色作为开头：“白是……”，记得有一句写说：“白沉默凝结成最小且坚硬的物品。” 另一本书是宋文郁的《礼物》，当下让我想买的原因是内容简介吸引，而我也是在网上买的。买回来时，我发现书腰有句话：“我想成为一个能感受到他人痛苦的人。”它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就是感觉，如果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这句话，可能就会想要翻翻看或是买回去。所以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书背文案可能需要文学性，也可能需要一些真实的话。《一人出版》、《编舟记》、《书店不死》等都还满适合阅读的。《编辑样》则是记录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的编辑室报告，会讲述《联合文学》杂志每期的书封和制作的心得，虽是文学杂志，但也可以看看制作时会遇到什么样的沟通挑战和难题。

8小时前

星云

读家

【书市小耳朵】夏木 / “素人写作”为什么这么火？

202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现象级作品，那一年是豆瓣年度图书的第一名。作者胡安焉做过很多零工，多年在互联网论坛笔耕不辍，这次争取到了全职写作的机会。我见过他两次，是位内敛诚挚的写作者。 “素人写作”这个词越来越深入人心，编辑、读者、媒体都津津乐道。上网搜搜，原来已经有论文研究了。这里的素人，就是把写作当成副业的作者，平日还有正式职业。近10年来，网上出现了大量非虚构写作平台给素人发表作品的机会。再回溯到2012年，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写中国生活的《江城》出版，一下子让非虚构深入人心。那么外来的非虚构和特别本土化的报告文学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鲜，一个老土，两者的区别可能也没那么清楚。总而言之，非虚构刺激了记者们的创作热情，也让很多素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写作梦。我刷小红书就常常看到大家分享经验。投稿获选必然高兴，退稿信里哪怕有三两句交流也深受鼓舞。杳无音讯最煎熬，就像小船开进大海，周围全是未知。体力劳动者的精神书写众多素人中，体力劳动者的作品好像特别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 202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现象级作品，那一年是豆瓣年度图书的第一名。作者胡安焉做过很多零工，多年在互联网论坛笔耕不辍，这次争取到了全职写作的机会。我见过他两次，是位内敛诚挚的写作者。这本书的巨大成功，甚至影响了编辑们的起名思路。短时间内出现了若干类似书名：某某人+某某地方+某某工作。这种起名方针其实早就出现了，但没那么惹眼。同一年《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2024年有《我在上海开出租》《我在岛屿读书》，后者是余华、苏童等大作家们的旅行真人秀，让人瞬间想到那一系列《他们在岛屿写作》。2025年最新一本《我在乡村做书店》，是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的自述。就体力劳动者写作而言，陈年喜和王计兵两位诗人分别以矿工和外卖员闻名。因为一篇自述〈我是范雨素〉为大众所知的育儿嫂范雨素，与体力劳动者们组成的北京“皮村文学小组”定期交流切磋。她也出版了自己的小说。一两本书出现可能是孤立事件，一批书涌现就有些普遍的道理。读者们大概非常希望了解别人的生命历程，非虚构又比小说来得直白，更易于理解。庶民的生活历程，更能激起普通人共鸣。他们既陌生又熟悉。比如经常见到一样的快递员，也许哪天会点点头，说不定哪天他离职或者调走了，就再也不相见了。你也想不到，他会把你写进书里。更多文章：【书市小耳朵】低薪、高压、升迁难：台湾出版业的结构性疲乏【书市小耳朵】独立书店办书市：感性读书理性祭改

2星期前

读家

星云

公公的手账/金睿瑜（峇六拜）

自幼养成笔记不离手的习惯，撇开睡前醒后翻阅的行事历，我常用的本子都有专属名字和用途。除了创作随想录被我冠以“灵感集”美誉，余下的本子皆采用“功能+笔记”的格式草草起名，如爬梳资料的研究笔记、听讲座的学习笔记、打零工用的工作笔记等。 10岁至今，我用过的本子装满了几个收纳盒，塞进老家的橱柜。对于我的“怪癖”，家人一方面不理解我为什么可以用那么多笔记本，另一方面却在出游的时候给我买精美的笔记本。我从小没有什么朋友，心里却非常渴望自己能和别人分享些什么。这股分享欲后来发酵为难以抑制的书写冲动，致使我养成什么都可以记，什么都可以写的习惯。家里没多少人喜欢涂涂写写，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异类，直到最近发现公公于1954年抄写的歌簿，我才发现自己爱写笔记的基因其实有迹可循。似成语故事里的伯牙，我终于遇见锺子期，但后者不幸离世。我猛然发现，原来怪癖的源头可以归咎于隔代遗传。公公的歌簿，在我的眼里看来更像新时代的“手账”。公公把自己的姓名灌入音符表框，这本《陈金生歌选》里里外外融汇了他独特的设计美学。除了封面，公公还喜欢根据歌名绘制内页插图，点缀了原本只有简谱与歌词的单调内文，如〈马来风光〉画了椰树和村屋、〈玫瑰玫瑰我爱你〉画了带刺玫瑰、〈边疆情歌〉的3D文字看似层层叠起的草原。公公不仅重视文字，还认真地考虑整体视觉设计。他更会依据歌词故事剪贴各类素材，有些是报章的女星照，有些是连环漫画，甚至广告纸的圣诞装饰也不放过。我想，若公公活在当代，称他为编辑界奇才也不为过。主编《陈金生歌选》的过程，公公不仅化身为文编和美编，他甚至兼顾了排版。手写的目录与正文右上角的页码对应，可见他多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手抄本，几乎把它当成一本出版物。我想起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上也流行抄写歌词，我选了其中一本生日收到的笔记本抄写歌词，只不过我的行文作风实在与公公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木心先生的诗句定格了慢活时代的节奏，我抄写歌词的年龄比公公小14岁，却没有他这般耐心。细腻的公公抄录简谱图歌词的时候还详细地记录歌手与词曲作者的姓名（有些还标注出自哪部电影）；而我总是应付作业似的，仓促得只用单色原子笔写下喜欢的歌词，除了歌名，其他“批注”一概不提。公公生活的年代也许不似我们想像的黑白时代，他用颜色笔慢慢描绘自己对音乐的热忱，让后代的我有幸看见他对歌唱颗粒分明的爱。记录马来亚华人50年代的流行生活妈妈从我的手上接过《陈金生歌选》，尝试与自己的父亲对话。对妈妈而言，它不仅是思念的载体，更像公公生活的再现媒介。一开始，妈妈怀疑这本书不是他亲笔抄写的，因为里头的字迹与她记忆里父亲的手写字有所出入。我们翻阅了这本笔记数遍，直到妈妈发现公公老年后随笔写的亲戚住址，她才联想起公公的字风格突变的原因。公公以前是左撇子。60岁那年，中风的他被迫改用右手写字，以至于自己的女儿也一时难辨父亲的笔迹。轻轻抚过公公的字迹，妈妈说这本书记录了他的一生。公公一笔一画地在《陈金生歌选》里留下了很多文字，我最喜欢看的是“捺”这笔画。我的目光停在“峇厘岛”的“峇”字，不知是否因为妈妈曾经告诉我，公公还有个名字叫“陈阿峇”，所以“峇”字特别吸引我。说着、说着，妈妈还记起公公喜欢吹口琴：“我小时候没有电视机，晚上我们就会坐下来听公公吹歌曲。”无缘当公公听众的我，只能盯着简谱幻想。随即居然感觉自己置身于妈妈叙述的情景，公公在那远去的时代里轻轻吹奏起舞的旋律。妈妈以〈峇厘岛〉示范公公传授的口琴吹法，她只记得第一句是呼，接下来的该是吸还是呼，她也记不清了。游走于《陈金生歌选》，我发现那时公公尚未结婚。公公生于1930年，男祖祖在他15岁时离世，之后女祖祖便带着年幼的姑婆到西马各地当陪月婆。我难以想像年少的他如何适应这段家人缺失的成长经历，那时代的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少年。也许因为这种寂寞，公公闲来无事便拿出他的《陈金生歌选》，抄满自己喜欢的歌，以歌词排遣，用音乐消愁。现代人说，手账是对时下生活的纪实还原。因此，公公的歌簿不论怎么翻，都是一本具有时代意义的手账。70年前的他应该不知道，自己也当了历史记录者呢。公公记住了马来亚华人50年代的流行生活，也侧写了当时的年轻人（咦，还是用文青比较准确）受到什么流行文化的影响。阅毕，我将《陈金生歌选》放在书桌上，脑袋闪过一些奇思妙想。若公公有机会翻我的笔记本，我想以他认真的性格，应该会一一纠正我写在笔记本的狂草体，指着我独创的快写记法，用严肃的口吻问我：“你怎么那么随便”吧？

1月前

星云

e潮

【科技TALK】新一代P图之神，“纳米香蕉”上线两周爆产5亿张图

“Nano Banana”到底厉害在哪里？首先，它的理解能力很强，可以用自然语言来修改你的图片。这几个星期，社交媒体突然被“手办风潮”洗版，大家拼命地晒出“超逼真的3D手办”，无论是家人、宠物、动漫角色都有，甚至是同一个人物，有几个不同动作的版本。底下有网民留言，到底是在哪里制作这些模型？如名侦探柯南的经典台词所说：“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其实，网民所分享的作品根本不是实体模型，而是AI生成的图片。这一切要归功于谷歌全新的图像生成与编辑模型“Gemini 2.5 Flash Image”，又称“Nano Banana”（纳米香蕉）。那么，“Nano Banana”到底厉害在哪里？首先，它的理解能力很强，可以用自然语言来修改你的图片。它也能够理解人物动作、物理空间的关系。正如谷歌所说，“Gemini 2.5 Flash Image融合了Gemini的世界知识，解锁了全新的应用场景。” “Nano Banana”最大强项是维持人物和宠物的一致性。假设你多次修改同一张照片，它依然能够保留人物或宠物的外貌特征，不会突然“变脸”，换成另一个人。而这个强项是很多图像生成模型都无法做到的事。换言之，以后可以制作连环图、绘本、剧情故事等等。第二、你可以一次上传多张照片，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全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上传一张个人照和一张猫咪的照片，要求AI生成一张合照。结果成品极为逼真。另外，它还可以局部修图，像是更换人物服装或场景。第三、这款模型可以将一张图像的风格应用到另一张图像的物体上。举个例子，我上传了一款衣服的花纹设计，它就能把花纹“印”在纸杯上，效果相当自然。第四、“Nano Banana”可以在同一张图片进行多次修改，局部更换一些场景和物体。在测试时，我上传一张照片，要求AI修改背景，再要求它调整光线，以及确保色调与背景一致。没想到，AI的成品太令人惊艳。日前，Google Labs和Gemini副总裁Josh Woodward在个人“X”账号透露，截至9月9日，这款模型已为Gemini应用程式带来2300万名新用户，而“Nano Banana”也已经编辑超过5亿张照片。谷歌强调，所有在Gemini应用程式中创建或编辑的图像都包含可见水印，以及隐形的SynthID数字水印，以清楚地表明它们是由AI所生成的作品。如果你也想尝鲜，可以登入https://gemini.google.com/app 或https://aistudio.google.com/prompts/new_chat 去试一试。更多文章：【科技新贵】全球首款宠物电话面世毛孩能与主人煲电话粥？自由行无忧攻略：5款智能装备全面守护旅途

1月前

e潮

国际拼盘

YouTube宣布重大更新短影片支援AI编辑语音转歌曲

谷歌旗下影音平台YouTube周三在全球“Made on YouTube 2025”活动宣布多项人工智能（AI）驱动的重大更新。

2月前

国际拼盘

即时国内

报导沙采矿丑闻被指涉泄机密 MalaysiaNow编辑受召录供

网媒《MalaysiaNow》早前因报导一则关于沙巴采矿丑闻案件的报导，当中被指涉及机密文件，其一名编辑今午受召到八打灵再也警区总部录供助查。

3月前

即时国内

星云

【一半的梦】Slowly but surely/林淑可

Slowly but surely，忘了在哪里发现这句话。这句话适用于很多的事情，但编辑大概需要用这句话，不断提醒自己，焦虑只是过程的一部分，需要慢慢提炼成完善的结果。因为从谈好出版合约上的细节，拿到作者的稿件，再一次又一次的校对，一些词汇还需要和作者再三确认，需要等待设计师的设计稿，等待作者和设计师的回复，这段时间偶尔都会感到焦虑。都在做书，大家想要的是什么呢？突然就有个想法从脑中闪过。与其说都不要，不如说都想要。想要时间慢一点，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再好好看一次文本。想要衍生更多的想法，让排版可以更有创意。想要自己放慢一点，和人对谈或讨论都能更为从容，大家都觉得舒服。很多人都说排版和校对，尤其是校对，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小事。但小事要做好，也需要时间和耐心。校对单靠一双眼睛是不够的编辑还是喜欢注意文字，却也不得不注意文字。（不是）偶尔会有些有趣的发现，像是打“pdf”的拼音输入法的时候，自己的键盘出现的第一个竟是“破地方”。（但每个人的键盘第一个出现的词汇可能都不一样）同时，编辑长期积累而成的“职业病”是，会时刻在意自己的用词和写法。那时朋友询问，编辑是否能校对与排版同时进行，我坚定地回答可以，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做这样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可以，但一本书的校对单靠一双眼睛是不够的，它不只是单篇文章，也不只是一个短文。它需要二至三个人的眼睛去看，因为一个人即使重复看了好多次，依然会看不到别人所看到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这不是校对员的不专业。而是每个人对每个细节的敏锐度截然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合作”与“交换建议”。校对时，脑中偶尔会浮现一句话：遗忘和遗漏是一样的吗？常常会为了确认门是否锁上，所以再三检查，但这不是一种遗忘，而是遗漏。因为其实你知道你已经锁上了，你只是为了确认，担心遗漏，才会有再三检查的举动。我觉得校对也是一样的。因为相比起遗忘，遗漏是人更常犯的错误。但是排版和校对，我觉得有个小细节，还是不同的。版排好后，应该就是一种定型，如果有改动，也不会改太多，因为“型”已经出来了。然而，校对的时候，还是会有所谓的“变”，那个“变”可以是“人为”的。因为遗漏、粗心、看不到错误，所以错误就出现。虽然开玩笑说怎么错误都好像魔法一样，突然看不见，却又突然出现。一开始排版使用的是文字框，是后来才使用格点。我觉得这和如何看待事情、看待他人与自己是有关联的，人要都尝试，都愿意去尝试后，才能真正地试出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不能立刻就下判断。排版时，会留意行与行之间的空隙、标点符号需要置中、10号的字体会不会太小。有些时候字与字的过于靠近，是需要更细致和更多时间才能看到的，之后再去调整。做表格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自己制作得还不够美观，于是会再看看是配色还是其他问题。开始相信只要不断地尝试，在尝试的时候大量地吸收，久而久之变得上手时，才能确保一切比较准确，也不致于会对工作伙伴造成太多的困扰。反复的练习与记忆的流失好像是一种冲突或互补。但只有反复的练习，手指的记忆才会回来，习惯之所以能成为习惯，也是反复的练习造成的。有趣的是，可以从作者的喜好或是建议，发现其他的东西。就好像最近和一位作者沟通，作者问说能不能将词组排在同一行，不要“掉下去”（掉去下一行）。他说日本书籍的排版就有这样的美感。那时候觉得新奇，也觉得如果有时间，好像也该去研究看看怎么操作，因为这就是帮助排版变得更为正规和好看的事情。我觉得经验会成为助力。但经验偶尔也会出错，新手编辑也能看出更多不同的错误。“疏忽”在做书的时候，好像就是个大忌，但我更希望这个大忌也可以成为经验，让人下一次更懂得独立善后、更懂得细心，或许也更懂得如何解决问题。像是让我疑惑好久的某个排版细节，明明记得我操作过的，不过一阵子，就能将那套操作方式找了回来。

3月前

星云

北马新闻

心脏病发资深报人麦秀辞世

郑文水于2005年退休，噩耗今早传出，报界与文坛深感惋惜

3月前

北马新闻

星云

【编辑台】为什么我们还不想刊用AI生产的文章/靖芬

前阵子给连续几个月来，每天都投给【星云】至少一篇小品文、给【文艺春秋】一篇小说的几个“作者”回了一封这样的信—— “您好。我们不接受人工智能生产的稿件。所以接下来您用这样的方式生产的来稿都会直接删除，不另行通知。谢谢。” 看稿、审稿本就是编辑的工作，不会抱怨，但有时稿件中出现疑点，希望进一步与作者沟通时，给作者的信件却一概石沉大海，而同一作者新的投稿却依旧每天寄来……。这样的“创作”方式，很难不让人多想——难道是因为生产太容易，所以才不把作品放在心上？会不会连这些作者都是AI，是早就设定好自动交稿程序的AI人？带着种种疑惑，忍不住才给了“作者”这样的一封信。若是作者愿意回应交流，我们当然依旧欢迎。回完了以上几位“作者”的信，我们又收到了这样的一封电邮。这回，作者非常诚恳、坦白地留下了一段话—— “你好，这文章不是原创，不是由我亲手写出来的，而是我把自己的思维观念分析给ChatGPT后，让它模仿我的语气口吻创作出来的一则短篇故事。我真心觉得很值得被大家看见……” 邮件除了附上作品，还仔细地列明了文章生产的步骤，图文并茂地解说整个过程。这第二封信让我这编辑思考得更久：我们接不接受这样的投稿呢？这样的生产模式，算不算“写作”？还可以往前推进，从读者的角度继续思索：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呢？当我们说自己在阅读，我们预设了怎样的处境？除了内容上的收获、情绪或经验的共感，阅读时我们还会期待些什么？写这则编采手记的此刻，对第二封信的作者，我们已有大致的答案：很感激作者的坦诚，这是文字往来中最值得珍惜的事。但是很抱歉，目前我们仍不想接受这样生产的作品，尤其在【文艺春秋】这样的文学创作版位里。理由是这样的—— “写作”或“创作”这回事，往往都是你需要它，多于它需要你。在没有人逼迫的情况下（例如不得不考的试），我们要把什么写下来、记下来，多半是因为那事物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它们有时是记录，有时是排遣；有时是冀望得到理解，有时是想要表达诉求。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因为“我”这个主体有话想说。把话说出来，即使稿件没被（万恶的编辑）采用，作者还是收获了一则“自己的作品”。姑且把这“自己的作品”，当成“自己想说的话”吧。怎样才叫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请AI代劳算不算？有的人会觉得当然算，我也觉得应该算，因为AI是“没有思想的”，它之所以能生产什么，是因为你的赐予。但你看，我一直使用的字眼，是“生产”。因为，我想把门槛设得高一点、确定一点。正是这样凡事讲求迅速的时代，我们才想再坚持多一阵，好好维护“写作”这项人类活动的完整性。真的没有人在后头拿着枪逼我们去写呢（不写也不会死），那么，为什么我们——想写作的人，不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守着一条靠自己的线？守着自己完完整整的权利、权力。信任是最难培养的在文学创作的领域，“怎么说”也是很关键的事。意即，该看重的，不会只是内容的输出，而还包括更根本的，例如说，遣辞用字的选择。事实上每一个字眼、标点、节奏，甚至声调等等的选择，都攸关轻重。轻重是层次、是有别——伤心，和难过，两个看似相近的词语可以有着非常微妙的差别，你使用哪一个，有时可能是因为情绪的贴切程度，有时也可能是因为语言习惯；更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些，你自己或许知晓，或许纯属下意识的原因。交给AI，它就帮你选了——“意思”没错，但程度呢，可有机会调校，或犹豫？你有机会发现差别么？经常在写的人恐怕也会知道，甚至你偶然写错一个字，都可能会在无意间打开另一扇门，带你走到一处从没想过的地方去。于是经验变奇，世界变宽，人也立刻新鲜了起来。在练功台上，它们都非常珍贵。但你说，以上种种，只要把AI训练得“如我一般思索”不就好了？话是这样说，怕只怕，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最后是谁规范了谁。看不出来了，最后我们都看不出来了，看不出自己还有别的可能，误以为自己就只能是眼前的这个模样。这难道不是卸甲投降，难道不是……狐假虎威？写作，绝不是文句流畅工整、故事精彩就能算数的。试对也好，试错也罢，这些本就属于创作者的权利，不该轻易地下放。或许有人说，我的企图心没有那么大啊，我也没想当一个很怎么样的写手，用AI生产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有什么错呢？嗯，嗯，确实没错。但展示那样作品的地方有很多，未必需要在这里。这事从不在对错，我们一直在说的，从来是“选择”。在有权力的时候，把握选择的权力；在还能相信的时候，交托彼此的信任。信任是最难培养的事，破坏了就很难找回。信任是——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万一有一天，你知道编辑是把你的稿件丢给AI来判断的，你的感受是什么？万一有一天，你发现只有AI读者在回应你，你会怎样想？哈。所以，尽可能守好这条不开放AI生产稿的线，就是我们此刻的应对方法吧。但你说，接下来会不会改变，什么时候变，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只想在还能选时，有所抉择罢了。

5月前

星云

星云

【一半的梦】讨厌书腰的那派是嫌麻烦的情人？/林淑可

我听过相由心生。意思是说一个人内心所想的、对外在事物的看法，会使人的外在相貌受内在心地或心境的影响。后来联想到可以替换的句子是：“心由所读。”即是你读的各种书籍，都有可能改变你的心境。每个句子，每个词汇，都在引导我们走向什么样的世界。看的东西越多，越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可能。我觉得生活也是这样的提醒。阅读不是一件特别难，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现在或许是个专注力分散的时代。当要阅读或进入文本的时候，时间、场合、读者自身的心态也是重要的。我觉得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合阅读，像是无法做到在咖啡厅阅读，因为周围的环境会把吸引力分散，或许找一本可以在咖啡厅翻阅的书本。我的阅读场合通常会在家中、飞机上、图书馆、公交等。后来发现注意力和吸引力或许是有冲突的（但因人而异）。在一个有很强吸引力，就如和自己磁性一样的场合，是不适宜阅读的，那时候注意力会分散；然而处在一个和自己磁性不相符的场合，反而是可以待着阅读。阅读的时候，如果发现书身上的零件太多，都会先拆除，再阅读。有天突发奇想，书的“附件”会有多少呢？书衣、书签、书纸、书腰等，然而依然逃不开书腰的话题。书腰是否是必要的存在？有人会嫌书腰太挡位子了。那时候在想喜欢书腰的人会不会是一种“不嫌麻烦的情人”，而讨厌书腰的则是一种“嫌麻烦的情人”，这样的定义也不妥当。书腰也可以是“行销法宝” 讨厌书腰的人大概会觉得书腰就如长裙偶尔会系上的腰带，长裤子偶尔会套上的腰带，他们会觉得虽偶尔是必要的存在，却有些麻烦。我倒不会把书腰当作书签，因为书腰也是需要被尊重的小附件。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书业的世界，关于书衣、书签、书纸等的配件的存在是否就变得没必要？我觉得越小的事物，被忽略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但越小的事物，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需要。正如我在阅读一本书，想要找书签放在书中的时候，却找不到。正如书腰能迅速而明确地带出这本书的为何推荐、这本书述说的内容等，可能书腰也成了行销的一种“行销法宝”的用途。书腰是麻烦的。就好像打开一本书，都会受到限制，不然就会容易把书腰折断。那书腰的存在意义到底是干嘛的呢？可能有人会忍不住纳闷。我以前不懂得区分书腰、书封等的东西，也不知道原来悬挂在书的腰部的就是称作为书腰。但我个人是站在有书腰的那派的。一本书的特色并不能以有无书腰作为标准，可能书腰只是一种陪衬，但那也可以是必要的陪衬。书腰，可以让读者看到书的第一眼：其实书是有两个颜色的。这样说未免太抽象，书封用色当然不可能只存在一种，但如果没了书腰的书封，那显而易见的只是单一的色彩而已。但加入了书腰的设计，是可以看到书封和书腰各自拥有不同的颜色，这样才能搭配书封与书腰的色彩，两种色彩才能凸显书的美感和制作，并且设计师一般上应该也不会选这两者之间相异太大的颜色。一本成品的书的“前身”是出版，再后来才是书店。作为菜鸟编辑，见证也制作过一本书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前会认为书最珍贵的地方理应是内容产出的部分，现在则认为书的制作过程、每个人和每部分都一样重要。其中包括设计师的审美和如何决定这本书呈现出来的模样，都与作者的心血相连。文字工作者需要的工作之一，是筛选，或是说“看”的能力。能够保持好奇心之余，还能够拥有懂得如何去用不同的眼光“看到文本”，可以懂得如何在各种文本中进行筛选和看到。

5月前

星云

星云

【一半的梦】书的各种制作方式/林淑可

第一次尝试制作zine，也称为独立志。对于排版也喜欢排出不同奇怪样式的编辑而言，一开始是带着开心和期待的，因为能接触不同的东西。但坦白而言，因为第一次，所以太多的细节都还没摸透，都需要向设计师和印刷厂来来回回地讨教，索取一些建议，那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废物编辑”（笑）。虽然最后作者改变想法，更想以书本的规格形式制作而不采用zine的方式，但也在过程中收获很多。每一次制书的焦头烂额，其实都可以是一种新的体验和学习，能知道更多未知的领域。例如需要用100gsm的纸质，图文书上的图在背面那页时，才不会显得特别“透”。原来不同的纸有不同的名字。封面会有一种纸，内页也有另一种纸；彩色印刷的时候，需要填写excel档给印刷厂。有次因为书眉直排，印刷厂说没有裁切或“出血”（编按：出血是指印刷品预计会被裁切掉的边缘空间），没办法印刷之类的，那时候看不明白信息，于是拨电和印刷厂沟通，后来才明白对方的意思，也就顺利解决了。有些坚持是必要的之前去过香港独立书店艺鹄和其他书店，免费取阅了一两份类似zine的刊物。虽然这样，但因为很多东西都需要亲自动手，才能明白过程的艰难与细节，对zine的制作依然感到疑惑。但那时候和设计师、印刷厂沟通下来，逐渐把该定下的事情都定下了，也落下了心头的大石。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在Wisma Central有一家专卖zine的独立书店——TOKOSUE Indie Book Store，于是想说不如也去看看好了，说不定能看到一些不同类型的zine。那是第一次走进Wisma Central，但发现那里好像没有手扶梯和电梯（也可能有，只是我没有找到），就是沿着好几层的楼梯，来到level 2，看到了那家书店，TOKOSUE。店内除了售卖zine，还有一些书籍（也有少数中文书籍，但英文书籍偏多）、手作品、笔记本、Sketchbook等，好像也有一些创作者寄卖的作品，zine的类型和尺寸也各式各样，是满有趣的一家书店。原以为编辑只是在办公室润稿、校对，偶尔客串一下，和作者打交道而已。但原来不只是“这样而已”。那时候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进印刷厂参观，第一次看到厚厚一叠的纸，经历装订的过程。看到纸张在印刷机器上来来回回地印刷，每个瞬间都让我觉得满新奇的，原来编辑还可以去看看自己编辑的书正在做好的过程。就如一开始拿到proof（书样）的时候，其实不知从何下手，但后来proof上面出现了很多的修改痕迹，那些痕迹也可以证明编辑有在认真看待和校对（不是）。第一次和设计师沟通，也是带着未知的状态。编辑除了与设计师沟通，还会与印刷、作者等沟通。偶尔好几次的沟通下来，都会觉得少许的疲惫，因为那可能是一些自己未知的领域，对方也可能不大听得懂自己的表达，那时候便会想：不如我直接放弃沟通，以他们的想法实行就好。但后来发现有些坚持是必要的，虽然你不知道坚持的利与弊，但你知道你在为了什么而坚持。这让我回忆起和设计师讨论的一个小小过程，可能认为视觉效果是最能呈现和传达，同时也是最省时的一种方式。因为在这什么都讲速度的时代，人们好像都没有时间停下来，去认真地看或是感受。后来发现，有时候只有视觉效果而没有文字解释，还是会显得空白，不是设计空白，而是没办法让人从中了解。书依然是有趣和珍贵的物品。几页纸也能是一本书，前提是内容和创作者的初衷是往对的方向出发的。书可以是正经的，具有厚实的内容、文学性的靠近，也可以是小巧可爱、有趣好玩的，不同的书可以带不同的读者去到不同的地方。而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私心、偏爱的书本类型，只要选适合自己的书本，那便不至于会打破“秩序”。

6月前

星云

星云

【一半的梦】编辑需要的续命水/林淑可

“衆”是“眾”的异体字。那时候和同事刚进入编辑的工作时，我们都准备了一份异体字的对照表，以便我们可以检查书中错误的字。还把在书本排版软件InDesign如何导出印刷档的步骤也写了出来。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其实我觉得后来我们在写着写着的时候，都把大部分的异体字记牢了。有些方法虽然不够聪明，但太聪明的方法不可爱。自从接触编辑后，发现有些方法很聪明，也很有效率。但也觉得有些事情可能是需要自己“摸”出来，你才知道那是什么。比起手把手指导，我也希望把自己放到一个空间，让我尝到失败与成功的时候。上班了一段时间，手提电脑上添加了不少的贴纸，感觉每个贴纸都代表着不同的心态或是感受。唯一没变的贴纸纸条——就算发黄、破旧或破烂，我也只是会换上新的纸，但还是会在上面写上相同的句子：“我想一觉睡到天亮。”一觉睡到天亮，除了是失眠者奢侈的愿望，更是编辑的愿望。能一觉睡到天亮，也因为“赶工（赶书）任务”已经完成了、书本似乎毫无差错，可以安心入睡。有人会觉得书本进入印刷，不就代表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吗？其实不然。进入印刷阶段，那也表示一切再也无回头路（不是）。另个想法就是编辑能够保持精神状况良好，尽量睡得多一些，还满重要的。夜夜笙歌的编辑因为精神不足，可能会没办法做好一本书，但是夜晚不睡觉的编辑，不一定无法做好一本书。因为有些编辑适合白天，有些编辑适合夜晚。接触过的出版社或独立书店好像是个“水里世界”。所谓的水里世界是你会遇到的同事，恰好都是水象星座。但同时我也有感到却步的时候。因为在一个“做事情”或“做工”的时候，感性的情绪是否就该移后？后来接近所想像的、梦寐以求的，却也更知晓那些可得与不可得的。不可得就好像一个完好无缺的身体，一个假日的时间，一个不受影响的心理状态。日子的变化是从厚重的ASUS手提电脑换了轻便的HP手提电脑。有好多不适的身体状态加深或是更强烈了，例如腰酸背痛，眼睛干涩，容易感到疲倦，假日可以睡一整天。当时在想：在征聘任何想进入编辑行业的人，在进入编辑行业之前，是不是也应该准备一份“编辑检查”（好像健康检查似的）。例如可以询问一天需要喝多少杯续命水（可以是咖啡也可以是酒精，也可以是任何甜甜的饮料）、是白天人还是夜晚人、身体状况是否良好、是否龟毛、是否会对小细节执著、是否很偏执、是否能够忍受寂寞、是否能够同理的人……这些看似聊天的问题，却更像是编辑的工作会遇到的问题。出版犹如“死里逃生” 当看到说出版社是否要“放掉”好内容，迈向转型或是另一种经营方式的时候，那种“传统型”的人格会冒出，还是觉得专注做一种书，其实就足够了。即使知道这可能并不会有任何的盈利，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执著地坚持那些无用的东西。我相信“新”，也相信转型有它的好，但有些东西还是有个专属于它的位置或定位。以“死里逃生”形容出版，或许过于复杂和严重，但有的时候，确实好像一种死里逃生。在死线前完成一本书、一本书在印刷的时候需要完美出品、一本书只能容许少许的错字，或是有的时候在选择进退之间、发生事故时的各种情绪转变，就好像“死里逃生”一样。

7月前

星云

星云

【一半的梦】作者与编辑，就像罐头与开罐器/林淑可

在去年的6月份，看了2016年的电影《天才捕手》（Genius）。虽然有些剧情已在预料之内，但还是有被打动。电影中有一幕，编辑对作者说：“我一直担心自己的编辑会使你的作品走形，你最初的作品，到底是不是最佳版本……”编辑的沉稳、善良和耐心都展现在电影中的编辑身上。然而当他遇上一个与他性格差异非常大的年轻作家时，两人之间莫名擦出了一种很奇妙的化学作用（化学作用是我乱用的）。两人有过很好的默契，也有过冲突。但是如果编辑与作家之间没有过这些，大概是无法真正看透作品和对方的，或是也只能了解其作品而不是人。至于为什么非要看透呢？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还是想完全地了解其书和其作者，这样无论是在修改、校对、寻找设计师的过程等，都能知道对方想要的风格和方式，虽然不一定可以完全准确地抓到其风格或是配合对方。制书路上一关一关地闯编辑与作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常会在一些场合不经意间遇到一位作者，曾开玩笑对他说：“我觉得你很阳光，不像我那么阴暗。”自己已知暂时不会是100分的编辑，但编辑过程中，有遇过尽责的作者，或许用尽责一词并不恰当。他们并非罔顾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他们很用心地在打书，每个用心打书的瞬间，都让我在心里感谢了一次又一次。然而，当在书中的版权页的责任编辑一栏，置上自己的名字时，突然有天在思考：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到底像什么呢？我们从原本的互不相识，却因为工作的关系而认识到对方（除非是之前就认识）。在那一片互不相识的空白里，该放入什么或不该放入什么？曾认为作者就像是各种不同的罐头：凤梨罐头、沙丁鱼罐头、龙眼罐头、午餐肉罐头、扣肉罐头……每个罐头的类型都不同，所以打开的方式也不同。而我是那个开罐器。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沟通，调和、慢慢地把距离拉近，但又不能太近，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试过与不同的作者都用电话沟通，通话中透出语气的稚嫩、急促，担心作者不明白自己的表达，害怕显得自己的不称职。曾为书本的封底文案和书本简介修修改改，句子优美而有语病，不行。句子没语病却不优美，也不行。也曾为了一本书的书腰，在公司办公室和作者与设计师以通电和讯息的方式讨论了许久，因为不是实体沟通，情急之下也在草稿纸上画上书腰的雏形，拍下后发给作者。制书的路上，曾经历过一些无法配合的时候。也有忙得焦头烂额，公司门外都黑暗一片，同事们都回家了，只有自己房内的灯还亮着的时候。但回归一开始的任务和初衷，就是想尝试一关一关地闯，最后把这本书完整而不违心地做出来吧。原以为书本制作结束，编辑就能功成身退了，但还是会有书本的行销和各种后续。即使这一切都结束了、原以为和作者的关系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看到作者的下一本新书出版，即使不是责任编辑，还是会为他感到开心，还是会分享和宣传。这可能是编辑不置身之外的关心吧。我感觉自己应该是个生锈的开罐器，可能也不锋利，可能偶尔也会故障，但最终还是会慢慢地、用适当的方式，把所有不同的罐头都成功打开吧。

8月前

星云

星云

【爱华文】粉花未央/杨嘉婷（布先）

17岁那年的粉花尚未盛开。下课时，通往校内图书馆的那段路程，咀嚼着Gardenia现已绝版了的草莓味面包，我喜欢驻足在那四楼的走廊仰望那蔚蓝的天空，感受着微风吹拂着我那稚嫩的脸庞，远景偶尔还会出现漫天飘落的小粉花。我喜欢中文，却说不出具体原因，总感觉心中有把声音指引着我，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当SPM成绩放榜时，紧张扫视着那张薄薄的白纸：生物A+、化学A+、物理A-……中文A+！我说上中六后，要弃理从文，因为这才能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愈发靠近，据说理科比较难被中文系录取。 “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选文科？很可惜欸。” “我也不知道，”苦笑。我喜欢粉色的花朵，尤其是樱花，或许因为它和桃花、梅花也长得颇为相像。主观认为，花就是“华”，而华文就该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粉色。国语、历史、商业学……中六的我没选修华文，因为上的是国民中学，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短暂的离别只为日后更好的重逢。每年翻阅重看桐华的《步步惊心》，那是我的最爱，无形中也学会了许多古诗词。短暂的一年半，以“文科最佳学生奖”和CGPA4.00为STPM生涯画上圆满的句点。填写UPU时： “我建议你把商科的选项放在上面，中文或媒体的选项放到下面。” “不，我的理想科系就是中文系。” 年轻时格外热血，仍记得在面试与笔试博特拉大学中文小组时曾提过：“华文是我从小最爱的科目；华文不但是一种科目，更是我们的母语……我已下定决心要与华文常相伴，我爱中文！” 那是一种没有理由的“爱”。 2020年8月18日，我如愿被马大中文系录取了，但因疫情的缘由延迟了一年返校。许是线上的孤援无助，打破了我对“中文”固有的看法，原来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还涵盖文学与社会。仅仅是“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许久。文学是杂草。那杂草又是什么呢？中学时期每周稀有的华文课只着重如何应对SPM：作文、概述、古文和名句精华，使我对它的全面认知水平低、眼界难免较为狭隘。但无可否认，我爱文学，因为“爱”，才会想要费心思地了解它，尽管它让我感到很陌生。毕竟对于我而言，语言科更能让我快速了解吸收，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音韵学——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 本科论文我选择《闺阁女子丈夫气：李清照的创作特质》，种种质疑声不断回响： “古代文学早被研究透了，你认为能有什么创新比得过前辈学者们吗？” 我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回望中文。每一类文学都不该被随意定义或以利益价值来衡量，它们都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我固执己见地继续研究，因为我喜欢古诗词，因为我对这位“千古第一才女”感到好奇。她似乎很喜欢梅花，46首词中就有18处提及，以梅花喻己，描绘自我理想人格，从“青梅”到“残梅”诉说自己逐渐凋零的生命。实习时期，我在一间以华文为媒介语言的公司工作，主要负责范围是书写影片文案、活动新闻稿、专题报导和校对编辑杂志。又一次刷新我对华文的看法。原来媒体语言和论文语言是不同的，它必须能吸引读者的目光。秉着对中文书写的热忱，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上网研究，让自己能在短时间内上手。由于通勤距离，早上7时前就得出门；晚上7时后才能回到住宿，其余的时间都宛如小兽物般被困在办公室。那时的我几乎看不见太阳，每天看见的都是那粉蓝色的天空，也没精力注意沿途走过的小粉花究竟有没有盛开。我想学习华文文学创作。忆起大二创作课时： “散文是什么？”我问。 “散文就是散文啊。” 在我的成长中周遭缺乏了文学的养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散文”，写了一篇〈九重葛〉，纪念陪伴了我十多年之久的往生爱犬。得到的评语是，感情十分真挚触动人心，唯一可惜的是创作技巧掌握得不够熟练。华文不该只能被商业化我报读《深耕》散文班和小说班，内向的我虽常充当小透明，实则仍让我获益良多。我开始投稿副刊、参加文创比赛。不管成绩结果如何都欣然接受，我坚信—— 每一份文创作品都是作者的“孩子”，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都是闪耀的。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华文编辑或作者，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热爱自由的我爱上了远程办公的模式。出于对生计的考量，我接受了外企公司的录取，开启跨领域的工作，每日的交流沟通、书写报告都是英文，心里难免产生了落差感，莫名的心酸感涌上心头。在外企工作就像喜欢国外的樱花，似桃花却不是桃花，有梅花的影迹却始终宛宛类卿。若有机缘的话，我一定会再踏回华文工作圈子。我喜欢华文，希望能一直写下去，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章。 “你想要到中国深造中文，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帮助吗？你敢赌吗？” “现今的文案撰写都偏向广告KOL的，你的文风应该很难找到合适的吧？” 我理想化地认为，华文不应该只能被商业化，它应保留乌托邦的美好幻想，追寻现实与理想的平衡。我享受的是它带给我的沉静、沉淀、沉思，使我对世界有了多层面的思考，探讨和领悟了人性的种种课题。爱华文，爱中文，那是一种沉默难言却坚定持久的爱。毕业之际，我用粉色汉服与云肩搭配学士袍，再戴上一顶粉色系的簪花帽，和那文学院的粉色垂布绝配极了。我想，那朵粉花定会悄悄盛开的。

9月前

星云

人物

作家黄凯德／看书写作是日常不乐于贴上文青的身分标签

你会怎么定义“文艺青年”？是不是听着小众音乐，读着经典名著，穿着格子衬衫，言谈书写间文绉绉，细腻又敏感的文静青年？还是出口成章，著书立说的文字工作者？然而，新加坡作家黄凯德并不标榜自己是“文艺青年”，认为所谓的“文艺青年”其实是个圈套。 “作家”居然拒当“文艺青年”？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陈敬晖黄凯德出生在一个很一般的新加坡家庭，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马来西亚麻坡福建人，家里流淌着各种南腔北调的方言。时而与父亲讲客家话，时而与母亲讲福建话或中文，要不然就是和弟弟讲福建话，偶尔跟邻居讲潮州话或广东话，可以说是在一个语言极其混杂的环境底下生长的。在他求学之时，“华校”已不复在，彼时新加坡正好进入全英语教学时代，也许在同样是英校生的情况下，只要中文理解能力或表述能力较他人强些许，华语较为标准，就会被其他人归类到“文青”行列里。于是，在他看来，就新马的情况而言，“文艺青年”仿佛是一个圈套，或是一个会不知不觉落入的模型：只要你稍微爱看书；可能爱看书之余，稍微发表过一些作品，“啪”一声，“文艺青年”的标签就被贴上。 “因为新加坡是语言多元的性质，用中文写作或者用中文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偏非主流，或与英文相较，并非主流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就掉进一个套里。” “（文艺青年）不是一个我很乐于见到的身分。” 误打误撞成为记者8年黄凯德曾是一名记者，他坦言之所以会从事媒体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单向波”的情况，因为从中文系毕业的他，眼前自然而然只有“中文媒体”和“华文老师”两条路可供选择。他尝试过另辟蹊径，本想留校继续深造，朝学术方向发展却遭遇磨难，学术之路宣告失败，于是在他大学毕业后便投入报社。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还会再走这一条没走成的路吗？”我问。 “不会，大概有点庆幸没有走那一条路，哈哈。”他笑着回答，没有半分犹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走过的路未必一路繁花。当记者的初期，朋友觉得长期被他们标签为“文艺青年”的他可能无法适应，然而，他却在这一行一干就是8年。他笑说“记者”和“作家”本就是绝配的组合，放眼欧美，著名的作家都有“记者”的身分，而回首8年的记者生涯，亦为他供给许多养分以及创作的灵感。当时菜鸟记者，进入报馆之初就会被分配到意外组，他自然不例外。意外组记者是报馆诸多组别中，最直面人性阴暗、生离死别和血腥暴力的人群。在过去，新加坡意外组的记者均有一个传统：每日一早就得到殓尸房去报道。因为对他们而言，殓尸房是挖掘新闻的去处。 “新加坡新闻的来源不是很多，但你可以凭公众的热线电话，或者有时候警方会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很多新闻还是要主动去挖掘。” 在新加坡，所有遗体都必须先进入殓尸房，然后再提领出来，尤其是非自然性死亡的死者更是如此。蹲守在殓尸房，向一个个家属打听死者姓甚名谁，年龄、性别、种族和死因，然后察言观色，看看是否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像嗜血的秃鹰。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如果用广东话来说，是很‘阴公’的做法，后来这（传统）就改掉了。” 他坦言其他新进记者和同事在工作时，现场的画面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许是他年轻胆大，又或许个性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相较起他人，他却能够坦然见证血腥暴力的场面，以及人性阴暗面，进而沉着地报道。 “当然，事后回想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大概是一个意外记者才能够较为深入地去接触到新加坡繁荣安逸亮洁的表面底下，跟任何地方和社会都有的，较为龌龊、阴暗的一面。” “这几年以意外记者的身分，这么一个经验，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是否鼓励学生投入新闻媒体行业历练，借此积累人生阅历，他笑着摇了摇头，“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过往当记者的一些经验，可是现在很难去鼓励学生做什么事情，而且现在新加坡媒体也是在萧条当中。” “限制”只是创作枯竭的借口黄凯德认为即便要写新加坡的故事，创作亦未必要写苦难，因为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可能国泰民安、水清无鱼，也会有创作的基础。 “过去很多人喜欢挑剔新加坡的说法是太干净太安逸，它必然是对创作不利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创作的理念或者观念。” 然而，在他看来不过是个写不出东西的借口。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就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就要抛出一个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无能、无知，后来这（理论）就已经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因为全世界有太多例子，你已经不能够去推搪，找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 “不是说政府不让你写这个内容，所以你就创作不出高能量的作品，这讲不通啊，是没有逻辑的，是一个谬误，现在偶尔还会听到人家这样说，都是借口啦！” 他以伊朗电影为例，伊朗电影工作者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在限制重重的环境仍能频出佳作，无疑打脸了用“体制”作为盾牌的人们。 “人家是冒着会关一辈子的危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去拍他要拍的电影，那其他地方有比伊朗政府可怕的吗？” 不排斥作品被影视化除了记者、老师、作者，其实黄凯德也曾当过编剧。在大学毕业时，出于好玩心态，他曾与对影视拍摄感兴趣的朋友合作创办一家制作公司，结果拍了三部电视电影，公司便宣告倒闭。他透露，在这些年来，偶尔会跟一些影视业内工作者谈及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担任编剧的可能，但很多时候往往无疾而终。资金欠缺必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觉得编剧是可以用最少钱解决的一件事，他们还是有这个想法。” 他能理解这是由于预算本就不高，因此能拨给故事创作者的部分极为有限，认为可以便宜行事的缘故。他笑道自己并非米兰·昆德拉，反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反而是抱持欢迎的态度来相谈，有需要的情况下也不介意担任编剧。 “但就这个行业而言，好像都有一个说法是原著跟编剧应该是划分成两个人来处理比较妥当。” “因为电影跟文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嘛，能写小说的未必可以编电影剧本，而且可能自己的作品在取舍上有某一些盲点吧，这可能对于整个电影的制作不是太有效率。”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尽管黄凯德希望写作成为“日常”，但他笑言由于个人怠惰，加上新加坡是个比较世俗化、务实化的社会，整体氛围不太理想；个人能力所限等因素，无法做到让写作成为一种日常。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如果交不出什么成绩，最后只能怪个人，责无旁贷嘛！” 而他对“成绩”的定义，并非出版成书、得奖等外在肯定，是在于作品的好坏。 “一个写作人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你写出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去判断。”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所以应该都知道（如何判断）。” 他笑说自己没有伟大的志向，但应该还有“几本书”的能量，虽然网络成了时代的主流，出版业处于萧条的境况，他却依旧希望将文字打印成册，摆放在某处。 “我们可能还活在过去对于书本怀有比较浪漫想像的那个世代，觉得写了这么多东西需要白纸黑纸，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且需要摆在书店、图书馆里头，摆在某一个读者的床边、书橱里头，过去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书店看书的年代过来的人。” 有趣的是，他一方面坚持以白纸黑字为作品的载体，另一方面至今保持每日阅读习惯的他，却转向电子书。 “因为Kindle太方便了。” 那么爱看书的你，喜欢方便携带的电子书还是充满质感的实体书呢？更多【人物】：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设计师包益民／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细节调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11月前

人物

星云

【读者回响】润物细无声——〈看专栏〉回响/黄秀仪（嘉亨）

日前读到编辑靖芬书写的〈看专栏〉（2024年12月2日【星云】），勾起不少看专栏的回忆。特别是一直感恩报章副刊有专栏可读，那是编辑对版面的设计跟构想，逐渐丰富读者的视野与经验。而无论那些专栏内容如何，总有一些料想不到的收获。即便有一两个句子或标题让人细细咀嚼，便是一种享受。回溯10岁开始学看报纸以后，着迷于方块字的我实在好奇，一个个方块字如何构建一篇500、800甚至1000字文章？这些文章宛如版面上的一亩亩文字田，一眼望去赏心悦目，读了更觉得作者的文思巧妙多元。所以，看专栏追专栏是必然发展出来的阅报节奏，即使一时看不到，也会先存起来等有空再看。浩于豪（画家翁文豪）、李系德、梅淑贞、继程法师、张木钦、游枝、张景云和跳舞兰等等是我比较熟悉的本土专栏作者，各有所长。然后，我有了与专栏作者电邮交流的经验。那是我初中二追看的《南洋商报》星期天周刊专栏“南方的窗”，作者是（已故）赖瑞和先生。他行文深入浅出，文笔流畅亲切，常常能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得生动有趣。我读得很愉快的同时，学会好些生活知识。比如怎样选购芒果，红茶的品牌有哪一些及英文翻译的一些眉角。自然慢慢喜欢他的书写，过后不仅追看他的专栏，连他在文艺版的文章也是读得津津有味。多年之后，他出版著作《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等书籍，自然是我的必买品。书里头的出版讯息附上联系电邮，我看到就很快寄出电邮，表达自己对他的感谢。谢谢他乐于书写，让我获益不少。教学和学术研究忙碌的他抽空回函，意外自己当年的专栏有“15岁的读者”。后来的我们断断续续地联系，聊着一些阅读跟书写的问题或资料，或是生活的一点小事至他书写《人从哪里来》时，我无意间提到单德兴教授的专栏提到哪些人的进化史，促成他与对方联络，有更多的讨论。更意外的是，他问我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我建议台湾的几家出版社，并说明理由为何，他接纳及稍后告诉我一些后续进展。这些情况显现阅读专栏的因缘转变是难以意料，却又如此奥妙可喜，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另一个没想到的是，当记者之后的我，写专栏是每月必做的工作之一。那是写给读者的“读者Blog”，内容主要是新闻的漏网之鱼或延伸，或是不能以新闻呈现的背后故事。这亦是比较柔软轻松的小文章，能给读者发现新闻中的另一面。当我在最后一篇文章告别读者之后，竟有读者拨打电话来祝福我，令人感动。还有一个体验是，从专栏读者到专栏作者是从来不曾想过的事。不过，因缘使然，离职后的我接下海外一本佛教杂志《人生》的专栏，尝试在书写内容添入一点“佛学”。这样的经验也让自己能有机会与国外编辑交流，增长对海外出版及书写的一些面向的认识。 MCO之后，由于随手记录母亲的手作故事，《活力副刊》编辑邀请我开设“重拾新村生活法”专栏，书写新村的一些东西，每月两篇，我答应试试看吧。初始，我琢磨“新村”能写什么？从手作、植物、籍贯食谱或食品、器物等等，如何写才不会浪费编辑和读者的时间？期许如是的书写能言之有物，留下一点老一辈的生活经验给新一代参考，而不只是凡事都问谷歌。就这样写啊写，迄今刊载第71篇。这段时间，我不时会遇到老乡亲问道：“这次你写这个怎样怎样怎样，下一期是写什么呢？我太太叫我一定要问，她很期待呢……”接着，他很热心提供我一些书写题材，就看适不适合了。再后来，我发现也有老年读者不太记得我的名字，但封了个绰号：“那个写Kampung／新村专栏的”给我，坦然接受。其实，若谁愿意继续书写下去，谁乐意持续追读下去，均是双方的一种幸福，我们从中润养彼此，实在是一件美事。而这个过程的背后尚有编辑这位妙手的穿针引线。非常感恩。

11月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