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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江新村

9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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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搭车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巴士不像在吉隆坡,我来到了陌生的,非常寂寥的偏乡。”友人和我抱怨、共享城市里跋涉之困难,我偶然转到出身地的场景里。 15岁以前,我住在俗称长屋的临时住宅区。这地方坐落在增江新村的尾端,路再过去就没有了。 要说是个不方便的地方,也不完全正确。看病、上学、买卖、礼拜祈祷。一家大小,从生到死的平凡之路,要解决、度过的事,都可以在这里一一排解。 只是出入有些麻烦。 (世界刚刚跨过千禧年,要到15公里以外的市中心,仍然只有一道巴士路线可以选择。) “会来的,再等一下。”小时候,我总觉得巴士不会来。仔细回想,确实没有等不到巴士的记忆。拨开被无奈与焦虑占据的心情,久了就会明白,不遵守时刻表的公交服务,至今仍是这片土地的永恒问题。因为增江长屋是某个起(终)点站,巴士上很少乘客。检票员悠闲地挂在门边,就这样沿路喊着Kota Raya。Kota Raya。Kota Raya。到吉隆坡的心脏地带,车上已经挤得透不过气。 作为外来者的友人,他醒来看到的风景,并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还有如同穿越时空的感受。以此为契机,我试着向他叙说成长背景。 ● 我来自增江新村。 大家想像中的新村人,祖辈、父母辈的家园就在新村。听者通常快速带入50年代的历史背景:胶林、矿场、紧急状态。半世纪前,官方为了阻隔人民与马共之间的交流,在半岛设立华人新村,将50万人重新迁移安置,每日管控出入,在篱笆内外设防。新村的“新”从上个世纪流传下来,早已不是原来的面目。建立初期的钢丝围篱不知何时被拆除了,村渐渐融入甲洞小镇,也增加了更新的族群聚落。增江长屋就是其中一部分。 在新村尾端,俗称增江长屋的地段,加盖了以数字编码、整齐规划的道路,用以安放隆市周边拆迁更新、受影响的住民。他们来自蕉赖、沙叻秀、蒲种、泗岩沫等地。这聚集五六千人的聚落统称临时公屋住宅区(Perumahan Awam Sementara)和新村历史错开,是90年代才落成的灰色地带,也是人民组屋的前身。 从90年代起,这片暂住地留存的时间从原来的5年延长了20年,如迟迟无法修正的错位,“新村”成了我度过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原点。 90年代末,我还是渴望镇日流连街上的孩子,不想放过任何出门的机会。家里有一本长方形、约20页的粉红色簿子,那是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出门的记忆符号。这本粉红色簿子是给付租金的记录簿,居民每个月都要向政府缴交约莫100左右的租金,这是住在增江长屋的象征。 增江长屋居民与新村人共享公共基础建设,比如政府诊所、学校、警局。流动的摊贩也是一种共同记忆,有摩托吆喝叫卖如猪肠粉、包子烧卖、卤味野味、面包、咖啡粉,或酱油车、糕点面包车、蔬果车等。对长屋居民来说,靠近甲洞大街的增江北区巴刹有些遥远,这些每日巡回或不定时出现的小生意提供度日的方便。这里日常生息与新村生活圈有重叠也有差异。新村里没有马来人经营的杂货店、夜市场。球场、游乐场上的争执可能是广东话、福建话,而不是马来语。 ● 增江长屋有双层、单层结构,共通点是只有两间房的配置。我们住在双层结构的C区,楼上是木质地板,楼下是斑驳的洋灰地基,没有瓷砖修饰。 起初父母以为能迁回隆市南边的“旧部落”,一家四口第一年挤在一间房内休憩,而另一间房作为储藏室,堆满未整理的杂物箱子。后来,归去无望,才开始装置室内空间,以木板将楼梯之间的空心盖上,而楼梯下的三角区才是真正的储藏室。 在哪里落脚,说不上自由选择,任何地方都有它的阴影。 笼罩增江长屋的阴影,并不是大自然的侵害,而是城市人口急速生长,发展中顺带遗落大量蜕皮或尾巴——垃圾。大家遗弃的东西最后都来到掩埋场,掩埋场超载运作,已成满目疮痍的山体。 它是居民口中的增江垃圾山,但官方名称是Beringin Landfill,试图与当地人口脱离关系。不只是命名,很少人知道从增江新村通往垃圾山的路径,也很少看见进出的垃圾车与大型卡车。仰视临近的垃圾山,大家并不知道如何度量遮去半边天空的斑驳山壁,只形容那是几层楼高。多年后我终于在报纸上得知,掩埋场运转超过10年后,垃圾山巅峰达80米。 在垃圾山旁生活,日常没有大难临头的切身实感。只要忍受臭味,山与人也是相安无事。 陷落的边陲之地也有他们的寻常。 若听见罗里驶进小巷的嘈杂声,那是张罗红白事时搭建棚子的前奏,夜里随即有人饮胜祝酒或打斋念经。晚饭后也许听到喧天的鼓(Thavil)与唢呐(Nadaswaram),居民被召唤到路口等神轿经过,或观看或礼拜,庙里的人为上来拜的人一一点上祝祷的粉末。华裔称不上是信徒,大多也不认识轿子里的神祇,甚至模样也看不太清,还是乐于参拜——日子混杂,也行礼如仪。晨昏祈祷声每日都在C区的另一侧响起,一天就这样开始、结束了。 直到不远处冒烟的一刻,大家才重新感受被支配的阴影。垃圾山着火了。名称上的伪装与隔离无效于灾厄,火患虽没有扩大蔓延,却掩盖在底层焖烧好几周,仿如一场不会结束的霾害。这场延绵的焚烧重构我们与垃圾山的距离,戴口罩、紧闭门户,夜里仍然难以入眠,校园生活也陷入噩梦之中。垃圾山的表层一点点化成灰烬,贴近人的气息,覆盖道路车身,落在课堂桌椅之上。 在增江长屋生活直到15岁,我不曾认识拾荒或处理废弃物的工人,也不知道垃圾车从哪一条道路进出、抵达垃圾山。在夜里睁眼久了,适应光线不足的环境后,应该能看清事物的轮廓。但在夹缝中的居留地,大家无从厘清这团巨大又模糊的阴影,它更像一个人想要漠视的负面本性。只能忍耐,甚至没有想到改善的可能,所以始终抱着“有一天会搬家、离开这里”的念头。 ● 在视野并不宽广的童年,我并不察觉家园有任何破落且被遗弃的影子。 和母亲一起出门的记忆,直到某段时期开始蒙上不安。 我们观察天气的常识和其他地方较为不同,大家最先意识到气味的变化,而不是灰暗朦胧的天。下雨前夕,附近的空气凝滞浑浊,腐坏气味更加浓烈。雨落下来了,门前的小水沟填满泥土与野草,长期阻塞。雨水无处可去,漫漶到路面,一时掩盖了坑坑洞洞的缺口。母亲撑伞,一路扶我踏过跨过水洼,到相隔数三条街道的住户里上课补习。 每一条街都是相似的,但在母亲眼里,越是远离主要道路的住宅,越是危险。每次出行她重复告诉我应该取道哪里,而哪一些地方不能过去。途中我们会经过一座草场,草场的角落是滑梯、秋千、跷跷板组成的小型游乐场,设施长久损坏,更像半毁的废墟——路上风景或母亲的提醒,预示修补更新都在停滞的状态。 过期的承诺使增江长屋彻底衰败,很多居民等不到委派租屋单位,自寻去路,包括我们一家。而留下的人,或中途迁入的游民,处在退无可退的生存处境。人民组屋在2018年前后建好,长屋区随即被清除摧毁,土地马上转手给地产商建造公寓。 ● 垃圾山于2006年正式关闭,如今覆盖浓密的草木,从大道途径看去像一座普通的小山,也可以注意到旧址边上开设吉隆坡垃圾转运站。它们始终以第二中环公路(MRR2)为主要出入口,这也是90年代开通的,隆市东北部边界的血脉通道。沿路发展起许多城镇,大道往北的尾端就落在增江新村的后方,也是增江长屋侧旁,近年才开设马路贯通两侧。 在这城郊边缘,城市以什么样的形态显现?是入夜以后的远方灯火,来自双子星塔、吉隆坡塔的光。如今房地产商争相以此景观作为推荐语,符合面向市中心的想像,把这里当做城市的一部分。这几乎是大家梦寐以求,想看见的,最高的理想生活了。 我们不会想到,或许很快遗忘——城市的具现,在这里曾经是临近却无法抵达的一座垃圾山,始终以气味、鸟虫鼠蚁统领边缘地带。而随着捷运线的启用,不断加盖的公寓地产,从这里更快抵达市中心,更多居民与商机,但代价是另一种围困。回望新村,还有已经不存在的长屋区,我没有普遍想像中的怀旧怀乡之情。侥幸的是,即便无法自由选择定居的地方、环境,一切以发展为名,这里摆脱了外围边陲的基调。 城市是美好虚幻的灯火。在因匮乏而产生时差的城郊之处,形成废弃的、看不见的城市倒影。大家无法预测影子如何/何时移动。有人搭上苦苦等待才来的公交,疲累地走进城市中心。有人与居所侧旁的垃圾山共存,却始终看不清那是什么,只知道是一团巨大又模糊的阴影。 城市的尾巴在这里消失了,我仍然能微弱感知它的再生。 垃圾转运站、掩埋场、焚化炉,看不见的城市。阴影并不会按照居民的心愿消失,它只服从网络增生的规律,寻找下一个替代品。(此稿件英译版刊载于This is Southeast Asia) 相关文章: 卢姵伊/远行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散文的真实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不)也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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