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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

2025年4月,书画艺术家余斯福老师逝世一周年了。余老师字仲甫,祖籍中国广东省东莞县,1944年出生于霹雳怡保,是客家人。余老师生前在马新书画艺术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曾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总会长、书艺协会署理会长暨评审主任、中华人文碑林顾问,亦曾在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林登大学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担任讲师或顾问。余老师也是新加坡墨澜社发起人、南洋美专(马)校友会副会长,曾于2017年获“第八届马来西亚文化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家。 余老师就读芙蓉中华中学时期,美术受教启蒙于“马来西亚现代艺术教育之父”鍾正山。之后,在新加坡南洋美专求学期间,深得马新书画艺术家施香沱垂青,收为入室弟子。施香沱是我在马来西亚念博士班期间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缘故,求学的4年时光里,我曾多次向余老师求教,获其悉心指点与解惑。完成学业之后,我返回了中国。在余老师逝世一周年之际,不由回忆起向其求教的点点滴滴。余老师耿直厚道、以诚待人、正直公正的品格;身材高大,谦恭有礼,和善微笑与人交谈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远在中国的我,唯有隔海寄托自己的无限怀念。 一、初次访谈 2022年6月,经由玉佩老师的引荐,我初次在余老师的工作室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施香沱书法艺术。 初见身材高大的余老师,小个子的我,颇需举头仰视。然而,余老师谦和友善的言谈举止,令我初次拜访艺术家前辈的忐忑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余老师的工作室布局简洁美观,进门便是一间整齐陈列有各式摆件的小厅;往右手边走,是一条通道,靠墙放置一面书柜,摆放有各式的书籍,种类最多的当然还是书画类的书籍。余老师晓得我此次是为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而来,但不确定我的功课积累是否能直接进入访谈,便从书柜取出一本施香沱文集《香沱丛稿》,以及一本施香沱书画印作品集《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交待我看完之后,再访谈。 我在此前已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功课,便回余老师:“学生之前已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过《香沱丛稿》,又在吉隆坡邱如财先生‘WELLS’拍卖行翻读过《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内容熟悉的”。余老师听了很高兴的样子,爽朗地说道:“很好,那我们可以开始访谈了。” 余老师告诉我,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位学生,分别在工作室做过一次施香沱的访谈。第一位是玉佩老师,第二位是一位韩国女生,皆为撰写硕士论文而来。我是第三位来访谈的学生,为撰写博士论文而来。访谈之初,余老师说,他一生有两位最重要的老师。前者是其母亲郑淑英——一位奉献杏坛的华校教师,不仅教他知识,亦教会他许多做人的道理;后者则是南洋美专求学时,有幸遇到的恩师施香沱。在工作室,余老师让我翻阅了与恩师施香沱的亲笔往来书信。余老师十分珍惜恩师的书信,专门使用一本大小合适、每页皆为双面塑料套装的本子,将它们一一整齐封装。 见到我埋头一面一面地翻看,强记着内容,余老师便让我给这些书信拍照,并告诉我,这些书信都是他整理过,可以向来访的研究者公开的。作为一名来访的博士生,我原本不敢奢求拍照。余老师对于晚辈研究工作的支持与信任,令我心存感激。除了施香沱书信,余老师还让我观赏了《香沱墨宝》《施香沱书石鼓文》,以及《说文解字标目、咏物诗选合册》等施香沱书法集册。访谈之中,回忆起与恩师数十年的情谊,余老师不禁潸然泪下。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对待事情认真细致,不忘师恩的前辈。 只看作品 不看姓名 结束了访谈,已到正午时分。临别之前,我欣赏了余老师新近出版的个人书画作品集《余斯福画册》。念硕士班期间,我亦勤于传统书画技法,如今见到这些技法精湛,格调高雅的作品,怎能不被吸引呢。余老师见到我对这些作品发自内心地赞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二、再度拜访与电话求教 2023年5月,为进一步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我联系了中国福建漳州的江焕明、阎铭与许江鸿等3位当地文史专家,赴施香沱离开中国之前居住的“施宅”进行了一次异地研究。返回马来西亚之后,我再度拜访了余老师。一方面,将此次在“施宅”调研时收获的访谈见闻、文图资料与之分享;另外一方面,则是预备向余老师请教我在魏碑研究之中遇到的不解。此后,在施香沱书法艺术研究的过程之中,我又几次通过电话向余老师请教。 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余老师见到我携带而来的“树德里”拓片(施香沱父亲施拱南题写),非常高兴。余老师告诉我,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师公的字。在分享“施宅”所见所闻之后,我向余老师请教了自己在研究魏碑时,所见北魏与东魏两个时期书法艺术风格差异的不解。余老师从北魏民族逐渐汉化,文化风格逐渐趋于温文尔雅的角度,解释了两个时期书法艺术风格转变的缘由。我听后茅塞顿开,也由此认识到:余老师不仅擅长书画技法,亦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书法艺术风格颇有钻研。 访谈结束,余老师建议我,应该到新加坡与施香沱之子施一般做一次访谈,并立即拨通了施一般的电话。介绍我的名字时,余老师说:“这位学生单名一个‘洋’字,‘南洋’的洋”。我当时心想:“这样听来,我老爸当初给我取的名,似乎注定了我今天与‘南洋’有缘”。 其后,在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传承之时,我选择了其几位弟子的书法作品分析艺术风格。其中,包括余老师的一件隶书楹联“书存金石气,室有惠兰香”。观察与分析后,我拨通了余老师的电话,想确认自己的分析能否得到他的认同。余老师听罢不仅认同,也鼓励我今后写作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大胆一些去写。我想,写作时因为惧怕出错而缚手缚脚,或许是我那时的一个特点吧。 这次的电话请教很简短,余老师问我,能否听清楚他说话,因为他的喉咙不舒服。我回答能听清楚,劝慰余老师多休息,减少疲劳。那时的我,为撰写博士论文最后冲刺,日夜敲字,没有特别留意与询问余老师的病情,以为余老师只是寻常的喉咙不舒服。其实,余老师那时已患重病。如今的我,多么懊悔:为何当时没有体会到余老师的病痛,为何当时没有多询问一句余老师的病情,为何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与余老师通话了。 【尾言】 余老师曾告诉我,他在担任书法评审主任时,只看作品,不看姓名,以求公平与公正。在书画艺术这条并不好走的坎坷道路上,余老师以其坚持不弃的追求,卓越出色的成就,朴素正直的作风,赢得了众多的友情与尊重。 谁言四月芳菲尽,绿荫窗外几许思。此时此刻,我已返回中国,在家里的小窗之下敲完此篇文字。人间四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窗外已是绿荫一片。我不由回忆起:初次访谈之后,余老师将我送至工作室楼下,那儿亦有绿荫一片。余老师的不少画作,亦喜欢晕染绿色。南洋的植被常年葱绿,绿色的淡雅与其象征的勃勃生机,或许正是余老师心中眷恋与喜爱的色彩吧。余老师,您的艺术品格与艺术才情,令我们无限怀念;您创作的书画艺术作品,万古长青,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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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8日讯)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周五(26日)公布《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内容列明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完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相关规定,当局研究修订了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研究制定1911年后已故陶瓷、雕塑、扇子、织绣、玺印、烟壶、漆类7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 中国国字文物局对各首份文物局(文物和旅游厅/局)和各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表示,将根据《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确定的原则与禁限,在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工作中参照执行。2001年颁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1795年至1949年期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和2013年颁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第2批)》,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废止。 通知附件一是《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中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41人,代表作不准出境者158人。 根据通知,于右任、丰子恺、刘海栗、齐白石、关山月、李可染、李叔同、吴昌硕、吴冠中、张大千、陈逸飞、林风眠、徐悲鸿、郭沫若、黄宾虹、傅抱石在内的知名艺术家的书事作品将一律不得出境。 其他几份名单分别是《1911年后已故陶瓷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1911年后已故雕塑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1911年后已故扇子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1911年后已故织绣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1911年后已故玺印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1911年后已故烟壶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1911年后已故漆器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漆器类作品限制出境名作坊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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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旅台,重访台北故宫博物院,行色匆匆,只浏览了偌大世界级博物馆的一小部分,幸好还有所收获,不虚此行。 馆内有个名为“闲情四事”的特展,2022年9月16日即已开始,为期稍逾3个月,12月18日结束。馆方慎重其事,从台湾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及京都大德寺龙光院租借珍藏,参与特展,使特展更为丰富多元。我和内子美英及两个驴友在最后那天下午1点半左右才来到博物馆,只有短短三个多小时吸纳馆内无数文物,幸亏还来得及成为特展最后一批访客之一员。 所谓闲情四事,指的是插花、焚香、挂画和吃茶。 稍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人士,应该都对这四件闲事不会感到陌生,即使普通人家的居室,都至少有几瓶插花及几幅水墨画或水彩油画点缀,有客上门必定以茶(或咖啡)招待,雅兴稍浓时或许还会点上一枝清香,让幽幽香气弥漫室内,增添些许家居温馨。这能提升生活情趣的闲情四事,早已不再是有钱又有闲的人家的专利;闲情逸致,已成为平常百姓纾解生活压力的安全阀。 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又是怎样对待这四件闲事的呢? 南宋人耐得翁写了本《都城纪胜》,尽记杭州琐事,分为14节,其中〈四司六局〉那节有云:“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讦戾家。” 南宋(公元1127-1279年)距今已逾743年,这书的作者生平已不可考,只知其姓赵。〈四司六局〉里的那句话,并非作者首创,他只不过引用了当年已在市井流传的说法。“四般闲事,不讦戾家”的意思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件事,其实都很专业,千万不要征求外行人的意见。由此可见,七八百年前的古人,对这4件所谓闲事,一点也不马虎,反而极认真处理。 为平淡单调的日常生活制造一些起伏和情趣,乃自古已有的心愿。从传世文献、器物和书画,可以看出12世纪宋代人插花时如何讲究花器与花材的搭配,品香时蓄意寻找个人专属味道,挂画除了美化家居环境,更要创建一个独特的优雅空间,而朋友相聚,人多时举办以点茶为主的茶席宴会,人少或独饮时则以古意盎然的煎茶展现格调。 插花不一定要用花瓶,盆、筒、篮或盘都可派上用场,各种花卉与容器的完美结合及其和家居色调的搭配调和才是追求目标。南宋诗人杨万里独倡青瓷瓶插紫薇花;他清晨喝茶看花,为一天揭开序幕。 把宋代点茶术带回日本 自古以来,品香已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提升为一门艺术,与香事有关的香谱紧随品香活动的普及而广泛流传,香炉、香盒、香盘等器具非但兼具实用和观赏性,甚至成了文人间相互馈赠的礼品。南唐李后主最爱的床帐熏香,人称“江南李主帐中香”,黄庭坚把这香的配方送给苏轼,苏轼高兴之余,和诗回礼。杨万里认为,唯有青瓷香炉才能展现文人品味,而碧绿色的鼎型炉才是上选。 文人自古即有收藏书画的喜好,把山水画布置在家中即称为“挂画”。当然这并非文人雅士专利,附庸风雅的富贵人家也这么做。12世纪文人赵希鹄认为,挂画要有原则,室内最好挂3或4轴名画,每隔3、5日就得更换;画前最好摆张桌案,具有阻隔和保护之效;桌上宜放置香炉、琴或砚;气候太热或太寒都不宜挂画。 中国乃世界茶文化发祥地,品茶方式随时代嬗递而演变,宋代可谓中国茶文化的鼎盛时期,全民无不以饮茶为时尚。喝茶不止于“喝”,还可借由“点茶”来比试手艺,而应运而生的茶具如茶盏、水注和盏托等,都成了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具,甚至有诸多专书面世,教导人们制茶、选器、点茶、品饮的守则。 宋代点茶的标准程序是:先将碾筛所得的细幼茶末倒入先以沸水烫温的茶盏,加入少量沸水,以茶筅或茶匙搅拌成糊状,再有节奏地“点”沸水于茶汤上,避免破坏茶面,同时继续搅拌茶汤,使之泛起汤花(泡沫)。宋人的点茶,和唐朝的煎茶及明清时期的泡茶,大异其趣。日本和尚到中国取经,把宋代点茶术一并带回,成了当今的日本茶道。 吾等自命文人或附庸风雅之辈,既然缺乏精通琴棋书画四艺的能耐,总可退而求其次,认真处理这闲情四事,使之真正凸显个人生活品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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