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我才清楚知道,我们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即使再怎么亲近互动,也无法改变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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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政府组屋长大:阿里、莎莉和我华子是童年玩伴。放学午后,我们在组屋内溜达,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有时候我们会参与其他孩子,有时候我们仨自己玩成一块。
我们成长的环境,是四层楼的廉价组屋,屋顶年久失修,墙壁斑驳脱漆,在走廊的角落,弥漫着尿骚味。墙壁翻新刷漆时。我们已成为叛逆的少年;因为大选的缘故,组屋获得修缮拨款,除了将原本黄得发碜的外墙刷成深棕色,也在组屋旁原本的草地上,建造了一个儿童游乐设施。但那些跷跷板、独木桥和秋千,在我们的生命里迟到了。
犹记得那天午后,在还未建成游乐场的草坪上,我和莎莉伸直双脚坐在草地上,阿里在前头踱步,一边企图踢起草地上的石子。我们告别前的最后一段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以后你们想做什么?”莎莉总是最先发问。
“足球员!我要代表马来亚之虎,踢进奥运!”阿里毫不隐瞒,我们都知道足球是他的终极嗜好。
“你呢,华子?”他们转头看我。
“我……我还没想清楚。可能当老师吧。嗯,当记者也不错。甚至,做警察也可以。”我良久才答。
“真的吗!你想过要当警察?哇唠,这是新闻咧。”
“不可以吗,为什么我不能做警察?”
“也不是不能啦,不过,像你……你们……很少人会酱想。”
“什么你们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我愤愤不平。
“不是啦,是我们一家都是人!”也不懂阿里是不是故意的,总之我们仨顿时爆笑开来。
那些童年时光啊,就在我们进入不同的中学就读,结束了。阿里凭优秀成绩入读全寄宿中学,莎莉则升上女子国民中学,我们戏称的尼姑学校;而我,只能到附近普通男女混合中学继续学业。
在中学里,我慢慢认识到,不同肤色的我们,虽然可以用共同的语言沟通,但有一道无形的墙,挡在中间。
直到升大学,那道墙的隔阂,感觉越强烈。不仅是肤色问题,即使我们来自同一个type,也会结成不同的小圈子,有着不同的信仰文化甚至看事情的角度。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我和阿里更加亲近,小时候一起放风筝、打陀螺、爬树采芒果所培养出的默契,比起象牙塔中熟悉名字却彼此陌生的同学,更加要好。
我不确定这种感觉良好在长大后能否持续;直到多年后在莎莉的婚宴上,才有机会可以印证。婚礼上,莎莉没有披上沙丽,反而穿了一袭马来传统婚礼服,她的新郎是一名印裔穆斯林,她俩克服万难才结成连理。
在婚宴上,我碰到阿里,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大一小,和我同座。阿里把妻儿介绍给我时,我还怔了一怔:不是吧,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绽露久违的笑容,一口洁白牙齿像以前一样齐整,笑笑说:2020宏愿不是要七千万人口嘛!
一句玩笑话,我们迅速破冰,阿里的妻子举止优雅,他们都是公务员,工作中结识一见钟情,年纪轻轻就成家了。
“你不是要代表国家踢奥运足球吗?怎么去坐办公室了呢?”我回敬他。
“喂,我可是我们部门足球队的招牌中场咧,这脚下功夫,我一直都没撂下。”阿里很严肃。“你呢?你现在干什么行业?”
“我嘛,”我有点心虚:“我在卖车咯。你要换新车,记得找我。给你个好价。”
阿里摇摇头,没说什么。可惜那天,我接到一个重要客户的电话,提早离场了。
就像一场球赛,不到补时结束,都不知能否取胜。人生逆旅还是顺遂,许多年后再回首,又是一番感慨。莎莉后来离了婚,为女儿的宗教信仰与前夫打官司。我继续在人生路上走走停停,和阿里愈行愈远。我终于明白,不同的自己,不同的我们,才造就丰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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