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人人都能拿上手机拍摄当起“全民记者”的年代,马来西亚人几乎已养成,凡事都上传到社交媒体账号,“给他viralkan(网上疯传)、给它红”的风气与习惯。
当然,全民记者和媒体教育所认知的“公民记者”,在本质上是存在着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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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记者在自主跟进和揭露一起新闻事件中,秉持的是一番公民社会体现的批判意识和纠正主义,而希望整个社会及体制在完善监督下能更进步;全民记者更多则在于个人感受的宣泄,并且不排除为了赢得更多网民点击率和关注,做出哗宠取宠的举动。
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把小事和争端化大,进而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不应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管道;相反地,投诉者应马上向对方反映、或向有关单位投诉,才是可取的做法。
在网络还不盛行的年代,报章地方版都有设立“投诉专线”,专司处理民生投诉和报道成新闻,进而获得有关单位的正视处理,成为读者民众投诉有门的窗户。
不过,来到这个时代,演变成媒体也要从社媒疯传事件截取新闻,以吸引网民读者眼球之际,以上所提的传统管道似乎面对“效率有限”的障碍。大家都觉得唯有把事情“弄上网”,得到全网民众关注,才是最快手法。
究竟,把事情在社媒广传是否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我想,这也只能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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