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八十年代,随着国内锡矿业退潮,国人尤其是居住在霹雳近打河流域的民众,纷纷掀起一股出国打工潮,以求改善生活,无论是持合法工作准证或逾期逗留的“跳飞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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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新币兑令吉汇率差距不断拉大走高,90年代起不断有南马民众越堤到彼岸“捞新币”。眼看新币汇率从1.7飙升到2.0、2.5,继而到目前的3.2,远自中马、北马、东海岸和东马的大马人民,更迫不及待南下到岛国“出国赚钱”,因为只要在新加坡省吃俭用,一名蓝领工人兑换回来的令吉入息,说不定还比在本地的白领阶级更高,而只要有3000新元的薪酬,兑换后的马币就是“月入过万”,羡煞旁人。
马来西亚的产业经济结构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只令国家竞争力停滞不前,人民也因高通胀和生活费走高,加上手上马币不断贬值,进而感受到钱越来越不够用的严峻压力。
因此,除非是个人在事业上能取得突破更上一层楼、或转型至其他能取得更高回酬收益的工作、或用劳力和时间来换取金钱的零工兼职如送餐送货和驾电召车,否则要在中短期内获得更多收入改善生活,出国打工仿若成了唯一出路。
这使得在后疫情时代,有不少民众尤其是华裔年轻人被在柬埔寨赌场工作的丰厚入息给吸引,进而被骗到柬缅寮国等地当“猪仔”,不只坠入诈骗陷阱,还要替不法集团欺骗招募更多人到当地充人头,过着惨绝人寰的生活。
当前政府陷入政治恶斗之际,巫统声嘶力竭施压提前进行第15届全国大选,仿若成了党职派为深陷官司解套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要政府腾出手来协助国内经济结构进行产业升级,以便能让大马朝向高科技的真正工业4.0方向,还真有些缘木求鱼,国人只能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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