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順：改路名增社會成本   路名簡化迴歸功能性

他形容，這些商人翹楚在商業上取得很好成就，有能力對外捐獻所以被看重，就如1884年在檳城出生的華特安斯里楊醫生（Dr Walter Ansley Young JP）的馬來文也很好。當時的致富途徑，要先當公務員建立人脈後辭職從商，需精通英文和馬來文。

認識人名路牌的故事

他透露，根據收集到的文獻和剪報，在20世紀30年代時，還增設了為道路命名，需獲得雪州蘇丹同意的條件。

一個路名，除了是人們如今輸入在手機衛星導航上的地點，也是一個地方的架構。這些名字能出現在路牌上，背後必定有其原因。他們或是成功企業家、教育人士等社會精英，正是這些人完善了社會架構，造就了現在這個你我生活的地方。

路名可產生在地連接

也是《班達馬蘭新村志》作者的林德順表示，路名研究的背後意義，在於提倡在地連接，希望讓在地人能知道路名的由來，例如班村的臭豆路（Jln Petai）的由來和意義、陳堯階路（Jln Chan Ah Choo）的主人翁究竟是誰等。

他指出，班達馬蘭新村一些以喬木命名的路名，能讓居民學習機會教育，比如家長讓孩子知道怡保路的Ipoh樹，是一種樹皮會流出毒液的樹，從而讓自己對生長土地產生感覺。

“在新村裡頭找得到的馬來土產，例如班村有梨巷（Lrg Lai），單看路名並非華人的‘賴’姓。這能讓外地人來到產生親切感，是向人介紹巴生的歷史知識庫。”

蔡立豪：無需冠勳銜稱號
路名應淺顯易懂

文史工作者蔡立豪認為，就算官方有為道路命名的功能和權力，但民間依然有對路名和地名的約定俗成稱呼，例如吉隆坡“敦陳禎祿路”的前身“禎祿路”（Jln Cheng Lock）、秋傑路（Jln Chow Kit）和紀念著名錫礦大亨陸佑的陸佑路（Jln Loke Yew）等，都讓人一目瞭然。

他強調，路名的功能在於指引，應以淺顯易懂的概念讓人掌握，因此後人更無需去為路名冠上一大堆冗長的勳銜稱號等。

對於坊間有看法指華人民間對“吉隆坡”取自Kuala Lumpur的音譯，或是源自“Kelang坡”的意義，即華人先賢從中國下南洋，先從巴生河口上岸，之後到吉隆坡礦區的“先有巴生、後有吉隆坡”的說法，他不排除這番可能性。

他引述早期的中文報章廣告指出，商號的地址只寫“吉隆”，而“坡”是視當地城市發展而附加的，例如有巴生坡、芙蓉坡等。

“巴生的發展肯定早過吉隆坡，華校是在1910至1911年才有現雛形，在之前都是方言學校。當時最大的華人活動就是（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僑領用華語發表，當地社區領袖便轉用在地方言如巴生福建話傳達，形成在地會館的特色。”

完善大馬華人史料3步驟
求有 做好 細緻化

也是《吉隆坡華人路名地圖》作者的蔡立豪強調，路名是重要的人文資產，如能善用便能體會華裔在這個國家的珍貴資產和參與建設的建國史。

他認為，作為生活在現代的大馬華人，應善用目前條件，把以前沒整理好的資料做好，“先求有，再到好、接著細緻化”，才能把大馬華人史料進一步完善。

他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吉隆坡的街道數量不超過10條，當時為公共道路命名，必須取得潔淨局（地方政府）官員的批准。

他舉例，在吉隆坡城中城國油雙峰塔的嘉炳路（Jln Kia Peng），便是紀念錫礦家朱嘉炳（Choo Kia Peng）。後者雖在60年代去世，但道路早在30年代便已命名。

“擁有太平局紳勳銜和擔任吉隆坡市政局成員，且和英殖民官員關係良好的朱嘉炳住在現今路段，當時是吉隆坡的一個小山坡。”